浅析《悲惨世界》翻译的语境和语言艺术

引言

《悲惨世界》是一部人心成长、升华的大作，其内容之丰富、寓意之深广，已不仅仅是雨果的重要代表作，而是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傲然挺立、激励着千千万读者的文学巨著。它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缘于它具独一无二的文字魅力，深沉厚重的历史背景；在于它能够让越过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世世代代带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悲惨世界》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仍旧如同一块永无止境的艺术长廊，让人们一路欣赏一路感动，没有穷尽。

一、《悲惨世界》叙事风格与语言特点

1.内容与叙事风格

长篇巨著《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862年写就的长篇小说，它的时间跨度几十年。为人们展示了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十多年法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堪称现代最著名的小说之一。[1]

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冉•阿让（Jean Valjean）的从一个含冤入狱的苦刑犯，到一个善良正直的市长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其时代与社会背景是法国拿破仑时期，是追忆和反思1789年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特别是1815年滑铁卢战役--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这段历史时期。恢宏的法国大革命、残酷的战争、真伪难辨的道德、在正义与权力间摇摆的法律，还有无处不在的宗教信仰。其叙事的主线是主人公的个人成长经历，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还有一条叙事的线索，那就是主人公内心从一个普通公民，到人格升华，再到心怀对世人的慈悲，完成内心从人生到神性的变迁与涅槃。这是一条不易为读者觉察的叙事暗线，但这一叙事风格却在潜移默化地震动、感动、牵动着阅读者的心灵，并随着主人公内心的变化，不断推进着故事的进展，让阅读者不断地感受到作品内容的带给他们的激励与净化。

从叙事结构来看，小说呈现的风格是“串环式”；而其叙事的空间则是“轨道式”；其叙事的时间是徐徐展开又紧紧相连的“折扇式”。[2]

《悲惨世界》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冉阿让的贫农出身的工人，小说的主线就是描写他几十年悲惨的生活。被生计所迫，他为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却为此服了19年苦役，虽然在被释放后还有过偷盗，但他最终被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米里哀主教的人格与道德所感化。在很短时间内，人性得到启示与升华，转变为一个品格高尚、舍己为人，正直善良的人。当了遇到苦命的女工芳汀，他毅然决然地从德纳第手中救出了女工的女儿珂塞特，并尽全力照顾抚养她长大。后来，他又勇救年轮人马吕斯，对不断追捕迫害自己的警察沙威从心灵上宽恕了他。他还勇敢地参加了代表革命与正义反抗的巴黎起义。冉阿让充满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人生，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他是一部个人的史诗。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悲惨际遇投入了深切地同情和思考。分析其思想基础，则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警察沙威，也是小说的另一条叙事线索。从沙威的转变，可以感受到恶之细流归入善之大海的过程。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与理想追求，也力证了人道主义与人性本善对人们强大的感召力与感化力。小说中还涉及许多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他们都被雨果“顺手拈来”揉进小说中，如米里哀、德纳第等，他们的命运其实是与那个时代的悲剧与悲怆紧密相联的。残酷的现实与温暖的人道主义交织在一起。小说的主线是主人公作为“人道主义的传播者、体现者”的一生。同时，还有其他人物作为小说辅线，即“人道主义的对立者”沙威；以及卞福汝主教作为“人道主义的源头”，他的作用是给予主人公以改变与坚持人性之善的原动力；

作者还对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进行了描写。通过一定的笔墨，写出了法国那一时期流浪儿童悲惨生活，虽然对幼女珂塞特的描写已可称为对流浪儿表达强烈同情与对残酷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的代表,但雨果还是在小说中描写了“小格夫罗舍”、“格夫罗舍外出”等几个篇章,特别是当写到小格夫罗舍在街头为战斗者收集子弹时，不幸射中,临死时的让人落泪情景描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力地塑造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儿童形象。[2]

2. 《悲惨世界》语言特点

《悲惨世界》语言描写的特征是与其心理描写相契合的。首先，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在心理描写方面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采用的语言方式为转述式。其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也虽然见诸笔端，但更多的是第三人称的转述。两者时常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悲惨世界》中心理描写语言所占比例较大，从密度上看，也较为集中，显示出滔滔不绝，不厌其烦状态。第三，雨果采用二分法的形式，对人物内心进行揭示。即人的心理非善即恶，没有中间的情形出现，是互相对立的[3]。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悲惨世界》的语言特点呈现出浪漫情怀与高昂格调相结合的特点，以及叙事宏大与作品的史诗性相契合的特点。作为浪漫主义的巨作，《悲惨世界》在语言特点的设计上，遵循了浪漫主义的风格，对角色情感渲染有着非比寻常的张力。 [4]

二、《悲惨世界》中文译本

    《悲惨世界》的魅力从其中译本的历史也可管窥。最早的译者是苏曼殊，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将雨果的这部巨著《悲惨世界》翻译过来，当时译名为《惨社会》，当时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译著出版，而是连载发表于当时的《国民日日报》上。从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共刊载了11章；后由于报馆被封而被迫停止。第二年，译者增为两人——署名“苏子谷、陈由己（陈独秀）同译”，并且由镜今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内容增加到14回。但这本译作未忠实于原著，自第7回起，有杜撰情节，篡改的情况出现，且极多，文中表现出对清朝政府强烈痛恨。在这个译本里陈独秀续译了12至14回。

    解放后，中国第一套全译本是由李丹、方于夫妇翻译。其时间是从1958年至1984年。共翻译了《悲惨世界》五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此，这本全译本是当今我国《悲惨世界》唯一的全译本。此译作被业界与读者评价为最为流畅、生动和最为典雅的译作。[7]它不仅用中文讲述了雨果的故事，还将他深刻的思考和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传递给了读者。学者冯象先生评价李丹译的这部《悲惨世界》时说：它不但语言优美，译者的艺术气质乃至人格理想都与原著契合无间。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了。另一部较为著名的译本是郑克鲁翻译的《悲惨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三、《悲惨世界》的语境与语言艺术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决定其艺术性与美感的是其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反过来讲，语言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奇特的符号系统”，又是文学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表现形式。它具有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一个成熟成功的作家，其作品的语言艺术特点是与他们作品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分不开的。而追求语言表现丰富性与生动性，也是作者们创作的重要动力。

    一部作品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如同一个艺术系统，必然有其独到的表现方式。每一种语言都是抽象的，它需要文学的表达，才能产生丰富的深刻的影响效果。同时，语言又是具体的。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一经产生就无不与情感、理性等相关联。伟大的文学创作，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充分运用了语言表达多样的功能，实现了自由创作，运用多种语境与语法，丰富人物形象，完善作品结构。[6]    《悲惨世界》语言魅力在于，能够提升阅读者的审美能力，使之产生联想的表达是非常有力量的。运用语境与语言的艺术，准确地表达了对主人公对那些悲惨的社会下层人物，对那个残酷黑暗的时代的强烈而真实的感情。阅读者作为作品表达出来的意义与感情的接收者，能够更深层次地吸收与感悟，则是这一巨著最为成功的特点。 [5]

结语

《悲惨世界》的主题是人性善良与邪恶的对抗与斗争，其本质是书写人类本性之纯真善良。要达到幸福之岸，则需要在苦难的深海里沉浮挣扎，要在孤独的黑暗中坚持与抗争。这是通向人类幸福的必经的苦难历程。那一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借主人公之口说出，带给几代阅读者以心灵的震撼。让人们领略了壮丽磅礴的人性画卷。[8]在欣赏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的巨著的同时，心灵得到升华，灵魂得到启迪。主人公的经历与命运，让人心升一种崇高的苍凉感与悲怆性，它极具社会代表意义，让它真正成为了那些在心灵与社会暗黑里挣扎的人们黎明般史诗。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