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文学中体现的法律精神

纵观西方文学史，许多优秀文学作品都蕴含着深刻的法律精神，包含了许多法律现象和法律事实。维科在《新科学》中这样写道，“古代法学全部都是诗性的……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但是，学界对文学与法律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期，在上世纪70年代，怀特发表了“法律与文学运动开山之作”——《法律的想象》，该书探讨了文学作品中的法律问题，分析了文学批评和解释学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之后，学者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分析了“法律为什么是文学中常见的主题”，论述了“文学作品在远离其产生地点与时间生存……法律是人类经历中一个永久的特征”。

一、文学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简述

（一）文学与法律的主要区别。文学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两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异。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多以美学的方法解释和评价，间接地作用于社会本体；法律是一种社会控制系统，以是否符合公正合理的基本标准，引导与规定着社会发展与行为规范。文学用形象的方式进行表达，表现理想中的世界，有着较强的形式性；法律用社会公认的规则约束民众、规范社会秩序，有着较强的实用性。

（二）文学与法律的内在联系。表面上看，严肃而神圣的法律和率性而浪漫的文学有天壤之别，但从本质上看，文学与法律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法律和文学都以社会与人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价值理想，关注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善恶等社会问题。[1]文学和法律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两者都以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建构理想社会为己任，都尊重和保护人权，鞭打与惩处邪恶。此外，文学与法律都使用叙事、解释、阅读、书写等表达方式。因而，文学与法律具有交流和对话的可能性。

二、文学作品与法律精神的关系

（一）法律能为文学作品提供思想源泉与创作经验。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等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它们有相互影响并影响着经济基础”。因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法律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可以根据特定的创作主题选择法律案例，并将之融入文学创作之中，也可以将法律思想、法律精神、法律信仰等融入文学作品之中，通过夹叙夹议或叙述情节的方式表现某种法律思想。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律作为文学的主题无所不在”。比如，《欧墨尼得斯》、《安提戈涅》、《审判》、《凯恩兵变》、《罪与罚》、《虚荣的篝火》等文学作品穿插着许多法律故事，渗透着浓重的法律思想与法律精神。同时，法律也为文学提供了戏剧冲突管理的经验。文学的本质是戏剧性的，戏剧冲突是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法律是一种规范严谨的逻辑体系，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它能够为文学提供丰富的素材处理经验。

（二）文学作品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精神的社会认知。文学能够艺术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再现法律生活和法律制度，“我们不能从虚构文学中获得日常运行的法律知识，但是，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法理的知识”。可见，文学为人们理解法律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背景与社会环境，正如学者詹姆斯·伯艾德·怀特所说，“文学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将文学带入法律与秩序、正义与非正义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法律的伦理属性”。[2]

（三）文学与法律都以社会正义为价值理想。法律精神是指法律对人的意义，比如，人性、秩序、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和谐、进步等，在这些法律精神中正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命题，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它内蕴了人类对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对平等的价值主张、对公正的价值理想，千百年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正义的追求。正因如此，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价值追求等均以正义为终极标准。文学是以特殊形式再现人、表现人的社会活动，文学以人和社会为永恒的思想主题。因而，正义成了文学的重要主题，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无不以正义、自由、尊严、秩序等为思想主题，以推进社会的公平、和谐、自由等为价值追求。[3]

法律是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也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法律的价值判断必然以公平正义为指向，正如西塞罗所说，“如果人们接受了法，那么他们就接受了正义”。法律追求正义，在终极目标追求普遍的社会正义，但是法律只关注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群体，这就可能导致特殊情况下的不公平和非正义。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法律都体现正义，有许多法律与正义相悖。比如，《安提戈涅》中为了维护城邦的利益与安全、追求所谓的正义，克瑞翁颁布了禁葬波吕涅克斯的法令，但该法令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这是因为法令违背了基本人伦、践踏了人性，背离了社会道德。

三、西方文学所蕴含的法律精神

自法律产生以来，人类就渐渐地离不开它，并无条件地遵守它，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一种制度规范和社会控制手段，还在于法律满足了人们对社会的心理需求和价值理想，蕴含了人性、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精神。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法律信仰、法律精神的雏形，12世纪以来的罗马法复兴运动、自然法学派、启蒙运动等都进一步弘扬了法律精神。因而，西方文化始终渗透着浓郁的法律精神。西方文学是西方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法律精神，“法律经常是隐喻的，法律本身并不是作家兴趣所在”，“文学作品想在远离其产生的时空生存……法律也是人类经历中的永久特征”。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违抗国王克瑞翁的禁葬令，安葬了哥哥波吕涅克斯（因反叛城邦而被处死），最后她被一意孤行的国王克瑞翁处死。剧中人物性格饱满，安提戈涅则被塑造成了维护神权和自然法的伟大英雄，后来，人们将安提戈涅对城邦法的控诉称为“安提戈涅之怨”，同时，这种悲剧性怨恨也成为西方宪政、法治、民主的思想源头。如今，安提戈涅已成为用高级法批判国家实证法的象征。关于《安提戈涅》主题意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如果从法律为谁制定的视角分析，或许能够带来全新的思想观点。在讨论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时，首先应看到克瑞翁（国王）是国家意志的代表，他的法令就是国家法律，他“有权力用任何法令约束死者和活着的人”。而波吕涅克斯是“流亡者，回国来想放火烧掉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因而，克瑞翁要惩罚波吕涅克斯，“不许人埋葬……让大家看见他被作贱得血肉模糊”。显然，克瑞翁在维护城邦利益和社会秩序，他的禁葬令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代表着一种历史进步。但是，根据古希腊“神律”，埋葬死者是亲人神圣的义务，如果死者没有得到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变得不洁净，同时，不安葬死者也是对死者家属的最大耻辱。为了维护家族荣誉，尽到亲人的义务，安提戈涅公然违背了克瑞翁的意志，亲手埋葬了哥哥波吕涅克斯。可见，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不仅是自然法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也是家庭私利与国家利益、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最后，克瑞翁只好用法律惩罚外甥女安提戈涅（也是克瑞翁儿子的未婚妻），处死安提戈涅。[4]

当我们阅读这部伟大作品时，并未憎恨和唾弃安提戈涅的不当行为，反而为安提戈涅流下同情的眼泪。这是因为克瑞翁的禁葬令违反了神律。在古希腊人眼中，妥善安葬死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死者未被妥善安葬，将会获罪于天上众神，但是这条人神共奉的神律却被克瑞翁否定了。对于克瑞翁的禁葬令，城邦中的人们心中早有怨言，但是屈于国王的权威，不得不缄默不语。安提戈涅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克瑞翁，“我不会因害怕别人而违背天条，以致于在神面前受到惩罚”。可见，安提戈涅是在用“神律”对抗国家法，用自然法对抗人定法。可见，人人尊崇的伦理道德是安提戈涅对抗国家法的武器与力量之源。[5]

索福克勒斯借《安提戈涅》揭示了人类悲剧的重要根源，即法律对人性的冷漠。毋庸置疑，法律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法律的尺度就是人的尺度，法律应满足普遍的人性需要，让人类社会更幸福、自由、平等、公正。但是，法律总是以冷冰冰的态度俯视众生，漠视人的尊严和情感，甚至背离最基本的人伦精神，这必然导致法律与人性的冲突。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矛盾冲突告诉世人：法律不应是冷冰冰的规则和客观理性的制度，而应包括人对自身目的、意义、价值、自由、解放的理性认识，“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与扩大自由”。诚然，作为维系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的理性制度，法律需要有权威性与至上性，但是这种权威性与至上性不能与社会伦理、人类情感、生命尊严等相对立，不能忽略人的基本情感和道德权利。因而，在《安提戈涅》的结尾，克瑞翁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儿媳妇安提戈涅死亡、妻子和儿子死亡，自己众叛亲离，孤独而绝望地活着。索福克勒斯借克瑞翁的悲惨结局告诫世人，法律不能践踏人性，蔑视人伦道德、践踏人性尊严、无视人伦情感，必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只有尊重人的尊严、价值、自由、权利的法律，才是真正值得遵守的良法。

文学是社会现实和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它在描绘社会现象基础上揭示社会的本质。同样，文学对法律现象的描绘也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艺术地再现法律的本质。因而，我们可以从文学角度分析法律信仰、法律精神，探究法律的本质。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