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科技体制改革思想——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科技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江泽民同志的科技体制改革思想非常丰富，特别是在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这一方面，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把社会主义制度引入科技体制，并以充分肯定它对科技发展的革命意义为前提，是江泽民科技体制改革思想的首要特色。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使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种作用按照江泽民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使科技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社会主义制度使科学技术摆脱了私有制的桎梏而获得解放，由剥削阶级压迫人民、聚敛财富的手段，变成真正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造福的事业，因此也成为无上光荣的事业”[1]。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有限力量从事重大科研项目的集体攻关。江泽民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将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集中起来，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重大科研项目组织集体协作攻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一个国家的制度特征直接左右着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与操作手段。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技发展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并为实施这一目的而打破各种小团体利益乃至私人资本的狭隘视域，最大限度地配置社会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行跨地区、跨领域的多向联合。因此，江泽民说，“我们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实际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集中力量开发和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2]。“我们必须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实现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3]“要使我们的国家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又具有当代科学技术的优势，这样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就会以无比强大的动力向前发展。”[4]

二、企业要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

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科研机构过多是我国科研机构结构不合理的集中反映。我国研究开发人员在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三个部门的分布是：52％、28％、15％，即大部分在科研机构。而美国的分布是7％、15％、75％；日本的分布是5％、27％、和65％；即大部分在企业。我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在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分布是：50％、13％和27％，也是大部分在科研机构。美国的分布是：10％、14％和76％；日本的分布是：7％、16％和75％；还是大部分在企业。我国科技人员和经费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导致研究开发的市场导向不强、科技产业化程度低。当然，要改变这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需要一个过程，现在的改革就是要从企业化入手。

一方面要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江泽民说，“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选，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5]。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时，首要任务也是确立企业在科研开发和投入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效的保障与激励机制。首先要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设，努力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的科学管理水平。”[6]

另一方面，要加强科研院所同企业的合作，“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7]。“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科研院所特别是应用开发型科研机构，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同企业合作或改制为企业，实现产学研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8]

三、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化要同时并举

江泽民说，“我到中央工作后，一直强调基础研究是不可忽视的。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后劲”[9]。他还说，“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是推进我国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10]。高新技术的开发深度以及产业化广度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据统计，战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中科技回报率高达80％以上。今天，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就因为其拥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多次指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技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智慧、能力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11]。“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对增强我国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关键的作用。”[12]至于在具体方法上如何操作，江泽民也做了原则规定。对于基础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原则在《论科学技术》一书中先后出现过9次。因此，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术语或简明的政治性口号，而是极具辩证法底蕴的大政方略。江泽民说，对于一些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的重点项目，我们应当结合自身的优势，做到“有所为”，否则就要受制于人；对于一些次要领域，可以通过必要的引进或合作研究去解决。

四、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江泽民经常说，科技进步的关键是人才，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各项体制改革人的目的是人才，党的建设的宗旨之一还是人才。江泽民在《论科学技术》一书中的49篇文稿中有28篇专门谈到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对人才在科技进步中的价值曾有一个基本判断：“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一个月后，他在接见第三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华人专家及会议代表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补充道，“智力是活的知识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科技的进步是以知识的创新为中心内容的不断革命的过程。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特别提到要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条“基本指导思想”，并“长期坚持下去”。在具体的体制和机制方面，江泽民认为，“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学知识的重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我们应当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科研机构要把人才培养作为与研究开发工作同等重要的任务”[13]。“要建立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实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实行重奖，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鼓励留学人员和海外科技人才回国工作或以其他方式为祖国服务。支持科技人才领办和创办科技型企业”[14]。总之，只有健全和完善具体的人才激励机制，科技发展才不至于流于玄虚的空谈。

五、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了对科技体制改革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化，这样更有利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有利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江泽民指出，“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效的保障与激励机制”[15]。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首先要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设，努力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的科学管理水平”[16]。还要优化科技的布局和科技资源的配置，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分工合作，使技术创新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以下内容：“积极鼓励和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改制成企业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要加强军民科研体系之间的联系、结合与合作，既要加强军用先进技术向民用的转移，又要注重发挥民用科研在科技强军中的重要作用。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多种组织形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进一步办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学科技园区，使其真正成为培养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