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农村喜剧的文化解析-艺术论文

　　从2002年的《刘老根》到2012年初的《乡村爱情小夜曲》，赵本山自导自演的几部农村题材电视剧可谓一路高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这几部电视剧作品都采用了喜剧的形式，所以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农村喜剧。鉴于赵家班又推出了苦情大戏《樱桃》，所以，本文也采用农村喜剧这一概念，指代赵本山的农村题材电视喜剧。

　　学界普遍认为赵本山农村喜剧的成功得益于鲜明的地域特色，东北方言的幽默风趣，二人传的喜剧风格都是其深受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电视剧？为什么是这个时代？赵本山曾经说过，他2009年才将小沈阳推上春晚舞台是因为觉得时机到了。而这似乎也是赵本山的农村喜剧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时机到了。

　　大众文化的成熟带来民间文化的狂欢

　　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正是中国的大众文化走向成熟和繁荣的十年。应该说，赵本山的农村喜剧得以热播首先得益于大众文化语境的成熟。

　　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后。“官方/民间”的对立式描述成为指称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常用名词，“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90年代中国文化格局的最佳概括。戴锦华教授却认为，“描述或勾勒这一90年代的文化地形图，有效的语词，与其说是‘官方/民间’这类似乎不言自明却语焉不详的冷战式思维与范式，不如说是直面一处中国式的文化共用空间，一个在权力交换与重组中变动不居的过程。”①意即90年代是中国的文化版图发生变动的时代，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让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然而当时的大众文化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还不是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化形态。事实上，当时许多以民间形式出现的机构或文化现象往往带有新主流文化的特征，看似对昔日主流媒体、主流文化的改写，实则更像是“官方”对“民间”文化的整合与收编，或者是精英知识分子们以“自由派”的姿态发出的声音。而社会构成中的真正的“大众”（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虽然受到了关注，却始终处于“被表达”的地位，而不是真正的“表达者”②。爆发于1994年的一次大规模的关于“人文精神”的思想论争更是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和矛盾。而且，这场思想论争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一些大众文化现象，将其视为“低俗”文化而给予批评和排斥。

　　2000年以后，以工业化社会和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大众文化才真正获得了比较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渐渐息声，代之而起的则是关于“审美日常化、日常审美化”的研究和讨论。这可以说是学界对于大众文化中的日常性、通俗性的一次正面接受。大众文化不再以遮遮掩掩的姿态出现，也慢慢褪掉了“自上而下”的色彩，而表现出了“自下而上”的文化力量。在大众媒体中，“民生”新闻首次成为一种重要的新闻类型，游戏性的娱乐节目渐趋兴盛，以明星、名人为对象的谈话节目渐渐消失，让普通百姓走上舞台的选秀节目开始盛行，等等。这给了普通民众表达自我的权利和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被表达”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找乐”③的特点更被上升为一种审美的标准，日常性、世俗性甚至庸常性都成为文艺作品可以公然表现的东西，认同和包容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态度，精英文化的批判精神则被抛得远远的。

　　来自社会底层的、由普通民众创造的民间文化也开始登堂入室，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不管是东北二人传的火爆，上海清口的流行，还是各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频繁使用，又或者是网络、时尚杂志、地下音乐制造出的“新民间文化”现象，都显示出一派民间文化的狂欢景象。民间文化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以娱乐民众为目标，“强调感性多于理性，强调世俗多于超越，强调肉身安顿多于精神痛苦，强调生活品位多于宗教情结”④，这些特点正契合了大众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和浅表性的特点。大众文化的繁荣为民间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其呈现出一种兴盛的态势。

　　赵本山的农村喜剧正是这样一种民间文化的代表。不管是刘老根还是马大帅等农民形象，还是真实的东北农村的生活场景，又或者是“二人传”式的插科打诨，都体现出了一种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间文化的特征。这种来自底层和民间的气息为当下的中国观众创造了一种亲切和安稳的气氛，让他们对自己庸常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同时其喜剧化的处理方式规避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也放弃了对生活本质的透视和揭示，而是代之以对生活表面的浅层次展示，将东北文化中的乐观、豪放粗犷和质朴凸显出来，演绎成一种“二人转”式的喜剧样式，而将东北文化中的坚韧不拔、勇悍尚武和重义守诚的英雄主义品格隐形，这更是对大众文化重娱乐、轻思想的自觉迎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却在最大限度上抓住了观众的心、契合了他们的审美需要。

　　赵本山的智慧正在于他抓住了大众文化成熟、娱乐文化泛滥的时机，从而创造了一派东北民间文化的狂欢景象。与其说他是“民间文化的拯救者”⑤不如说他是大众文化的借势者。所以在大众文化兴起的90年代，赵本山及其所代表的东北文化不能参与到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论争当中，而只有当大众文化日渐成熟真正成为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时，赵本山及其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喜剧才真正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毕竟，民间文化本身是一种自发的文化，一般来说不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也不具有思想和知识体系的建构性，所以它要么是潜在的自生自灭，要么是借势发展，而不具有独立的引导作用。

　　消费文化背景下日常生活的物化表现

　　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消费文化的兴起。中国学界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关注最早开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多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将消费社会作为一种市场经营理念进行推介，并积极倡导消费文化的建立和推广。90年代末期，“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才开始受到关注。2000年以后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才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虽然对于中国社会是否整体上进入了消费文化的时代还有争议，但是中国已经出现了消费文化现象却得到一致认可。事实上，不管是中国日渐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的事实，还是频频出现的网络炫富现象，又或者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的个人宣言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已经出现了消费社会的特征。

　　消费社会所带来的转变是巨大的，消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种大规模的物(商品)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⑥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包围的社会，而消费地点就是日常生活，消费社会使物变为一种“命运的、激情的和命定性的符号”，当这些符号包围着社会生活时，便使得“日常生活重新获得伟大与崇高”，“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平庸得到满足并得到宽恕”⑦。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社会对于日常生活的认可是彻底的，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平凡性和琐碎性、物质性都得到了完全的肯定。

　　消费文化的首要作用就是将重心拉回日常生活的层面，而日常生活在我们一贯的精英文化和启蒙文化中却是被否定的。国内的学者应对这一转变的办法就是利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想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价值，将日常生活诗意化、美学化，形成一个从“理想”到“日常”的缓冲，从而慢慢接受这种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转变。所以，西方的消费文化研究中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对工人大众的消费生活的关注，而国内的研究却似乎是在为物质日益泛滥、拜金日渐盛行的社会生活寻找着审美和文化的理由。比如一度盛行的《咱爸咱妈》《空镜子》等家庭伦理剧，虽然也是以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来编织故事情节，但核心仍是爱、孝等情感母题，掩盖了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强化了温情和诗意，对日常生活给予了审美的肯定和赞同。

　　而赵本山的农村喜剧则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往前推进了一步，将日常生活的物化特点直接呈现出来，更彻底地体现了消费文化的心理特征。不管是《刘老根》还是《乡村爱情小夜曲》都将农民看似笨拙实则狡黠的一面展现出来，将他们对金钱、权势、利益和感情的欲望赤裸裸地表达出来，将许多曾经被批判为“小农意识”的东西都正面地表现出来，对农民身上某些落后的思想和习性都给予自嘲式的肯定。所以，“刘能们”从不耻于提钱，而是以“绝不吃亏”和“有便宜就占”为原则，而“谢大脚们”也从不羞于谈情，而以做媒、撮合为一大乐事，对于别人家的糗事他们是看热闹的多真心劝解的少。在这里，农民兄弟们用他们的小聪明、小伎俩、小智慧来应对和处理生活琐事，没有刻意的美化，也没有艺术的诗化，而是真实地呈现他们的平庸和世俗，毫不掩饰地表达他们的物质欲望和情感欲望。这些电视剧作品不是以反映农村的深度现实为目标，更不是要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而是用喜剧的方式将毫不伟大、毫不崇高的农村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对农村日常生活的平庸和世俗给予肯定。这是对消费社会心理的一次成功迎合，所以它不仅得到农村观众的喜爱，也得到了都市白领阶层的认可。

　　赵本山农村喜剧的成功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艺术现象，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只有将其放在大的文化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并发现其存在的缺憾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