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职业教育的勃兴：社会控制的长效方式之一

　　 当工业化机器代替人的双手劳动之后，过去行会的学徒制训练方式就开始转变为国家机器的训练方式。由于行会制度的衰落，师傅也就失去了对学徒进行教化的责任，于是，大量缺乏教育的工人流落街头，而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务工”也聚集在城市的角角落落，社会治安很不稳定，解决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加强“社会控制”，而公立学校基本上是国家对工人阶级在无产化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长效控制”方式。

　　 防止城市恶化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动力。在所有关于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文章背后，是对城市中道德沦丧、犯罪、少年堕落、卖淫、流浪、乞讨的普遍性焦虑，是对流浪街头的游手好闲的城市工人潜在危险的焦虑。学徒制也被破坏殆尽，师傅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控制年轻人，独立生产者的衰落减弱了师傅和熟练工人间的联系。最主要的是，社会中城市生活的异质性——不同民族、信仰和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再受密切的社会网络制约……唯一也是最重要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似乎就是教育。

　　 由于德国有国家专制主义传统，因而在实施国家控制的行动中效率很高。当英法诸国进行工业革命之后，德国很快就转过身来，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政策法令。在教育实践中，德国政府意识到职业教育对于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迅速从国家层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凯兴斯泰纳等职业教育思想家。

　　 德国政府不在“自由教育”的传统中磨磨蹭蹭，而是审时度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种决策应和了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主义教育狂热。20世纪末，英国伦敦大学的格林教授对此解释说：“最为广泛的大众教育体系常常出现在那些君主专制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国家。而且，这些体系主要还是在专制政府的‘高压统治’时期建立的，如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时期，奥地利玛丽娅·特利莎（Maria Therasa）和弗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教育史上最具有讽刺性的现象之一就是，19世纪相对较为民主的国家，如法、英、美这些早已完成政治革命的国家，却不得不向独裁政治下的德国学习和借鉴学校教育改革的模式。”

　　 但是，在国家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孕育的教育制度，很可能成为制造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土壤，其结果却与追寻美好生活的人类理想相悖。事实上，德国的教育体系也的确成为其征服世界的“强大发动机”。进入20世纪，相隔不远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是由德国点燃的。正是因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二战”后教育民主化的浪潮才日益高涨。联合国于1948年发表的《国际人权宣言》指出：“每个人都拥有受教育权……大部分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更高一级的教育则应在品质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并增强人们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