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我”的向往与追求 —评《我与父辈》

对于从小看惯了父辈们辛勤劳作的身影，深切体会到了“日子”艰辛的“我”来说，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必然的一件事情。而以下的三个诱因则推动“我”坚定地逃离了土地，去追逐心目中的幸福“生活”的脚步。
作者在书中写自己小学同桌是一个城里的女孩。她整洁的穿着，白嫩的皮肤，在桌上划下的那条“性别的楚河汉界 ”及优异的成绩，让幼小的“我”敏感意识到了城乡之间的隔膜。“我”开始暗自努力 ,要在成绩上缩小差距，以此捍卫乡村尊严。最终“我”的成绩只与那女孩只剩一分之差 ,然而仅是那再无机会超越的一分的差距 ,也仍令“我”感到城乡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人生差距。”
而在《枪毙》这一章节里，阎连科写到了对他有很大触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意图强奸女知青而未遂的当地农民被枪毙了。作者说,姑且不论该农民的罪行是否罪大恶极到该枪毙的程度 ,另外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一个男知青在强奸了一个当地乡村女孩后却逍遥法外。这两件事情的比照结果可以想象在他心里搅起的那种滋味 ,他说他是有怨恨的。
作为那个年代典型的家在乡下、工作在城镇的人 ,“四叔”在我眼里过的是文明的“生活 ”,而非乡村的“日子”。他身上也总有“我 ” 向往的幸福的味道：四叔穿的制服和不是粗布而是各种斜纹的机织洋布做的上衣和裤子，还有四叔穿的皮鞋和尼龙袜，夏天回来时头上戴的大檐遮阳帽，冬天回来时手上戴的白手套。所以，“我这辈子，能像四叔一样，到某个城市当工人，把本属我的乡村的日子改变为生活，那该是多么美好、幸福的一生哦。”
“也许，就在那些年里，也许是在我读二年级时，遇到的那个来自洛阳的女性同学，让我过早地萌生了逃离土地的欲念。只是因为知青们的到来，让那种子似的欲念，开始了一种莫名的膨胀。”“我”逃离乡村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如果说缩小与同桌的分数差别，从四叔那里要来的象征幸福和生活的“的确良”布衫只是“我”追求生活的懵懂行动的话，那么，写作和参军则是“我”的明确目标。当得知张抗抗凭借自己的写作能力调回城里后，“我”便开始疯狂地写作，不管还在高中学习，还是后来在水泥厂打工“我”都没有放弃写作。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二十岁，再不去当兵就永远逃离不了那块苦难的土地时，“我”没有考虑父亲的感受和应对家庭承担的责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当兵，成功地实现了“我”对“生活”的追求。

生活与日子：“我”对父辈的理解与怀念

然而，“生活”与“日子”真的天壤之别吗？曾经是“我”眼中的过着幸福生活的四叔，在“我”真正地了解了以后，才终于明白“‘一头沉’的岁月既不是‘日子’，也不是‘生活’。”四叔为了参加工友弟弟的婚礼早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是等到婚礼前的那一刻他确迟迟没有动身，原因就是他那唯一的一件“的确良”白衬衫洗后还没有干！这个细节，彰显了“生活”背后的“日子”本质。四叔醉酒哭着反复说的 “人活着咋这样辛苦！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的话语更是粉碎了不成熟眼光中对“日子”和“生活”不等价想象的尴尬可笑。至此，“我”猛然发现，自己一直追寻的生活是何等的可笑与幼稚，而活在日子中的人们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辛劳和难以理解。
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活在“日子”中的父辈们，他们身上的温情更让“我”感动，更让“我”在追求到幸福“生活”体会到了“日子”艰辛后的温暖。如面对“我”的执意参军，虽然父亲很需要“我”为他分担家里的重负，但他还是没有阻拦，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还有“四叔”毫不犹豫地脱下那时很稀罕的“的确良”衬衣给我，并且把“嗒嗒颤”的裤子也留给了“我”……而其中感人至深的是“大伯”对晚辈们的温情。在那个普遍贫困的年代里，大伯挑着织洋袜子的机器走街串巷的身影是作者儿时记忆里温馨幸福的一幕。因为他卖完袜子之后总会在上衣口袋里带回一些稀罕东西：糖果、糖豆以及面饼干等。有一次,因为年幼的“我”怕糖果不够分, 自觉地站在人群后面，最后没分到糖果,委屈地含了眼泪,大伯见状竟也红了眼圈,苦笑地对“我”说:“下次大伯回来,在街上多买些糖果 ,最先分给你。别人不吃也最先分给你”。
随着年龄和创作的深入，作者对所热爱的那片土地和生活于此的农民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或许是《我与父辈》中“生活”与“日子”同质的书写、“我”与父辈能够达到理解与怀念的重要原因吧。阎连科在采访中，也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自己乡土情结和精神归属感：“当你离开农村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那片土地，所以我的写作离不开土地，是因为我的灵魂离不开土地，农村对我意味着，一棵树的根，一条河流的源和一个风筝割不断的线。” 阎连科说:“我对土地的爱是永生不会改的。不过爱的方式不一样了 ,以前就是爱 ,现在爱里面充满着恨。恰恰充满着恨使这样一种爱非常深刻。”
结语
《我与父辈》继续的是逃离与回归的老话题，但是在对逃离的追忆和精神回归的描述中，作者深深地理解了父辈们的隐忍和那份善良与温情，尤其是作者从家庭伦理观念上作出的真诚忏悔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经典。在对父亲的追思中，作者对自己心灵解剖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当他听到医生说出“只要二叔 (我父亲 )活着 ,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 ,你家要日子好了 ,二叔也能多活几天 ”的话时 ,停在他脑海里的便是它的直接含义:“只要父亲在世 ,我们家 (也许就是我 )就不会有好日子过。”“那含义就是我对父亲过世的一种预盼 ,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 ,一次逆子私欲的无意识的表白。”“似乎有‘我希望父亲早一天离开人世’”,“想以父亲的死来换取我们家 (我 )的好日子”等“罪恶的念想”。这次最指向灵魂深处的一次忏悔，作者把他的内心毫无保留地袒露于众人面前，它绝不比任何知识者伟大的忏悔来得容易与轻松。
在《我与父辈》中，阎连科继续着苦难主题的书写，但过滤了生活的底色——贫困与悲哀，更多的是对生活中人间温情的描写，使得读者沉浸于温情的同时，难以更多地思考社会变革中农民身上现存和历史沉淀下来的不利因素。另外，作为一部具有自传和他传性质的散文，作者对父辈的书写尤其是对大伯嗜赌缺点的描述令许多评论者赞赏，但为尊者讳，为逝者讳，正如作者在一篇采访中所说：“当然，当我们面对故去的人时，会自然遮蔽一些狭隘、自私的一面如果有，说明我本人还没有超越，或者说更多地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晓华：《阎连科的乡村伦理——评〈我与父辈〉》,《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