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对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尤其是科举制度开始实行并逐渐完备之后，文人的仕进之心日益强烈，这其中不仅有儒家思想的劝导，如 “学而优则仕”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等，更有封建统治阶级的鼓励，如宋真宗曾经写过一首诗《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于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纷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把辅佐王业、造福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如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就曾经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道：“将欲倚天剑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如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在早年的诗作里也曾将这样表述过他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封建社会里，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最现实同时也是唯一的道路就是参加科举，成为官吏大军中的一员，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那些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诗人大多同时也朝廷官员，如唐初诗人张九龄就曾经做过宰相的高官；柳宗元曾经做过永州司马、柳州刺史等官职；王维也曾官至太乐丞、右拾遗。等等。在众多的文人当中，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踏进朝廷的大门，如孟浩然，将近四十（开元十六年），赴京应举，不幸落第。后又向张九龄进诗《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但是，最终也没有获得引荐，不得已做了一个隐士。但是有更多的有才有识的文人或通过科举，或通过名人引荐，踏上了仕途，这些读书人秉承儒家思想，恪守“在其位，谋其政”、“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出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些儒家教导，都或多或少的做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然而，当文人的秉性与理想和黑暗的社会发生碰撞时，无情的现实打击了他们报国报民的一腔热情，仕途失意往往成为他们无法避免的人生悲剧。古语云：“诗穷而后工”、“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此时，他们的诗歌创作往往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更容易写出流传千古的好诗。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说：“古人云：‘诗能穷人’究其质情，诚有合着。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谓不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不佳，是一合也。”他认为，这些遭受贬谪的诗人，“穷则穷矣，然山川之胜，与精神有相发者”就指出了政治失利对诗歌创作造成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唐代诗人的仕宦生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初登黄金榜，偶得龙头望———初入仕途时的得意之作。 在中国古代，一朝高中便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壮志，所以许多诗人屡次参加科举，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大名能够写在黄金榜上，得到天子的赏识。在这种心情下，有幸高中的诗人在高兴、兴奋的心情下也能够写出一些好诗。如唐代孟郊的《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 孟郊写这首诗时，已经四十六岁，在此之前，孟郊已经数次参加科举，但均没有考中，在贞元十一年秋，孟郊再次赴长安应试。次年，终于进士及第，他自以为从此可以大展身手，成就自己的一番际遇了，于是他带着激动和得意的心情，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诗。诗的前两句，“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这两句一开始就直接抒发自己的心情，像是在向世人宣告，我过去的种种困顿与窘迫都已经不值得一提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始实现我的愿望了。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按照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进士考试一般都是在上一年的秋天举行，而结果则在下一年的春天公布，这时候的长安，正值春风骀荡，百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可以知道诗人乘马观花的情况是实际存在的。但是诗人并不仅仅描写观花的过程，而是对观花一带而过，着重表达自己的愉悦心情。由于心情愉快，所以感觉马蹄格外的轻快，似乎一天之内就能看尽长安所有的风景。事实上，长安作为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街道繁华，游人众多，怎么可能允许诗人纵马狂奔呢？诗人在这里用不可实现的假设性的事实，来夸张的表达自己的“得意”，无理却有情，写出了真情实感，也就不令人感觉到荒唐了。这两句诗，情景交融，明朗畅达，成为后人喜爱的名句。 但是，像孟郊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诗人都是经历了仕途坎坷，才创作出了水平卓绝的诗作，这些诗歌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下面我们将着重论述这一点。 二．艰难困苦日，玉汝于成时——贬谪造就的天才大手笔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成为像魏征，房玄龄那样的贤相，辅佐帝王开创盛世局面，然而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伴君如伴虎”即使做臣子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也难免有触犯龙颜的时候，轻则丢官被贬，重则连性命都不能保全。在这种背景下，贬谪流放就成了唐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了。如因负罪而被贬谪的沈佺期与宋之问；因革新失败而被问罪的柳宗元、刘禹锡；因朋党之争而被牵连的元稹、白居易；因直言进谏，触怒圣颜而获罪的韩愈、柳宗元。等等。天南地北，白山黑水，巴山楚地，大漠塞北，都留下了擅长诗歌创作者的贬谪者的足迹。他们从物质丰裕，文化发达的地区突然被贬到偏远的蛮荒之地，各种情感郁积在心中，情动于心而形之于手，使他们比平时更加具有创造性和抒发欲，于是，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记叙贬谪生活，抒发贬谪情感的诗词。 （1）贬谪生涯改变了诗人的创作心境 贬谪对于文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灾难，融进骨子里的理想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赖以生存的信念瞬间破灭，委屈、愤懑，哀伤各种情绪充斥心间，诉诸笔端，发而为诗，诗中更多的流露出诗人创作心境的改变。如著名的诗人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得。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他是唐代著名诗人，诗歌成就极高，在世时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对他的诗歌极为推崇。唐代诗人如众星闪烁，刘禹锡能高居上游，与白居易等人相颉颃，这说明了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参加进士科考试，一举高中，同年，刘禹锡又登博学宏词科，当时，他志高远大，曾写作一首《华山歌》来表明心迹： “烘炉作高山，元气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廖廓。灵踪露其爪，杀气见棱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来托。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垠，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 诗人笔下的华山峻拔无比，具有非凡的气概和矫世励俗的力量，事实上，诗人把自己的影子融入了对华山的描写之中，表明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荣华富贵，而是高尚的品格和突出的贡献。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禹锡早年的创作心境，此时的他雄心勃勃，力图干出一番大事业，境界开阔，思想明朗，没有一丝阴霾，有的只是对未来的信心及对前途的希望。但是，好景不长，永贞二十一年（805年）顺宗即位，他重用王叔文实行政治革新，刘禹锡与王叔文友善，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久有“报国松筠心”，认为这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大好时机，工作非常的积极，很快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革新集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但因触动了宦官、藩镇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联合打击，很快就失败了。王叔文被处死，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洲司马。其中，刘禹锡先被贬为连州刺史，再被贬为朗州司马，后又任夔州、和州刺史。这一段贬谪时间，足足长达十几年之久。在这期间，诗人的创作心境走向了两个方向，一是由早年的雄心勃勃变为对现实的愤怒不平，如《聚蚊谣》中写道 “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这首诗把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比为渺小而又可恨的蚊虫，表现了作者对他们极端鄙夷不屑和痛恨的思想感情。在诗的最后，诗人预言了蚊虫的下场，暗示着反对反对势力没有好下场的必然结局。 二是由贬谪初期的怨恨、愤怒变为后期的乐观、执着。刘禹锡初期被贬在朗州，他在朗州一共生活了九年，虽然名为司马，但实际上并无执掌实际权力，这一时期，他的精神极为苦闷，从《楚望赋》中可略窥出一二：“眸子不运，坐陵虚无。岁更周流，时极惨舒”。但是刘禹锡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以积极乐观的精神排遣苦闷，以坚持执着的态度化解忧愁。如《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首诗时作者被贬朗州之后所写的，是一首描写秋天的诗歌。提到秋天，很多人便会想起宋玉在《九辩》中的名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一悲秋名句奠定了后人写秋的基调，如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古诗十九首》中的“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等。诗人常常借秋天来抒发忧愁，感叹身世，其情感是悲凉的，其色彩是灰白的。但是刘禹锡的这首《秋词》却从另一个角度描写了一个不一样的秋天。本诗的前两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一开始，就推翻前人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新主张：秋日要比春天更加美好。读到这里，人们一定会充满疑问，为何树木凋零的秋天要胜过百花盛开的春天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诗人用鲜明、爽朗的色彩，描绘出了一幅壮丽、明净的秋日图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把秋高气爽的天空、排云而上的白鹤与自己充满诗意的豪情壮志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情感。 （2）贬谪生涯影响了诗歌的风格特色 贬谪可以说是文人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从平步青云、经世济俗的梦想中清醒过来，开始面对残酷的现实。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脱离出来，开始接受被贬的命运，很多诗人的心理无法接受。尤其是韩愈，他一生永世之心非常急切，具有很强的是非观念，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稍屈，这一方面使他步入官场后在一次次的政治漩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诗歌的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闲适自然，而是表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里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韩愈诗歌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奇怪，惊恐，凶险的词语，如“激电”、“惊雷”、“鬼怪”等等，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不同寻常的意象。阳山与中原不一样的风景，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引起了诗人内心的惊恐，而无罪而被贬的政治遭遇，更使得诗人心内如煎，长期处于苦闷担忧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定势：非奇语不足以表心迹，非险怪不足以绘景物。最终形成了生新瘦硬、曳曳独造的风格。如《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 “皇甫补官古贲浑，时当玄冬泽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 这首诗用夸张的笔触描写了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风助火势，火借风力，直烧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管是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还是水中的游鱼，都被烧得无处藏身。这里的山火被赋予了一种狂野暴烈的力量，它席卷一切，带着毁天灭地、颠倒乾坤的势头，迎头向人们扑来。这种非同凡响的想象力使得韩愈的诗歌新颖奇特，色彩瑰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3）贬谪生涯提升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在这段话里，诗人提出了一个观点：有理想有抱负有志于天下的读书人在仕途不顺、受到排挤时，往往会或隐居江湖或寄情山水或流连田园，借诗歌创作来寄托其政治理想，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怨愤。他认为，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就必须经历生活中的坎坷与磨难，只有这样，才能丰富作者的心灵世界，充实诗人的情感空间，然后联系亲身的不幸遭遇，结合现实的矛盾与未遂的风云之志，写出的作品内容就会充实饱满，充满真情实感，容易打动人心。如白居易的《琵琶行》：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这首诗写于元和十一年（816年），在此之前一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为正义之心驱使，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的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越职言事，并借其他理由加以诬陷，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用白居易自己的话就是“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江州之贬，对白居易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击，然而对于诗歌史来说，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白居易在江州贬所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名篇《琵琶行》。诗人在浔阳江上偶遇琵琶女，怜其不幸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的政治遭遇，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它一出世，就受到人们的追捧赞扬，当时的皇帝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对这首诗的成就给予了肯定。 诗家不幸国家幸，诗人仕途的坎坷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诗人在贬谪的低谷挣扎时，无论是灵魂的战栗呻吟，还是生命的抗争超越，都会给诗歌以千锤百炼的锻造，使诗歌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吕慧娟等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2】 曹寅等 《全唐诗》【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3】 陈友琴 《白居易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4】 周美琼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J】，九江学院学报，2007,1 【5】 刘禹锡 《刘禹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 陶敏 《唐人迁谪诗漫议》【J】，古典文学知识，1999,3 【7】杨简 《论贬谪的逆境对诗歌天才的玉成》【J】，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