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管理与依法管理的矛盾——社科纵横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了“拨乱反正”，针对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实行了“从重、从严、从快”的刑事政策，对违法犯罪分子实行“严打”。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运动式的执法，以追求一种震慑效果，这叫“政治需要”。实际上，在公安执法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都会经常实行一些专项“严打”活动，如什么“两抢一盗”，“打黑扫黄”，或什么执法大检查，或联合“整治”等等一类的活动。还有就是在执法上下指标、作指示，什么破案率、结案率、在逃率，什么毒品案要完成多少，贪污受贿案要完成多少，什么限期破案等等。过去我们对人对事喜欢“定性”，结果是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现在似乎比较科学了——什么都进行量化，尤其是对工作任务。但是，社会管理毕竟不是实验室的科学试验，尤其是对案子的处理。“从重、从严、从快”也就是诸多的例外，可以超越法律，可以变通法律，可以置法律而不顾，这在取得实效的时候，也成为一种对法治的危害，因为例外越多，法律就越没有权威，最后是形同虚设。当然，一定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有的亟待解决、处理，不严格管理不足以恢复秩序、制止违法、防止危害。如对假冒伪劣产品，黑恶势力，矿山、交通安全，等等。但是要依法而为，如果无法可依，就抓紧时间立法；如果法律有问题就修改。实质上，严格管理与依法管理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如果说两者有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严格管理与执法能力的不足。法律在规定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越来越强调行政机关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必须严格执法。但是一些法律、法规执行情况之所以并不理想，除了不少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较差之外，恐怕更多的是执法机关的状况不适应严格执法需要的问题，包括执法机构权限不清、机构重复或职权不到位，以致出现执法重复或者执法空白的问题；也包括执法队伍力量薄弱，执法工作很难做细做实的问题；还包括执法手段落后，人员和经费短缺，难以适应法律功能扩展、执法领域拓宽、执法任务加重的需要问题。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不作为上。2009年10月14日晚，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驶面包车行驶在路上时，遇到一男子衣着单薄恳求搭车，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孙中界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孙中界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被罚款1万元。孙中界回公司后遭遇指责。他认为自己遭遇了“钓鱼”执法，他无法接受自己做了好事反被冤枉，遂用菜刀切断左手小指以示清白。[5]现在执法，不少部门都要使用“线人”，否则“任务”就完不成。2011年11月1日，数十名长江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先后到湖北荆州市的区、市两级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要求市政府取缔校园附近污染严重的小钢厂。[6]山东莱州市部分化工企业因环保设施不到位，致使相关排放物对周边村庄造成严重污染，以致不少村民患上癌症。[7]河南上蔡县文楼村（2002年3000余人），村民因卖血导致感染艾滋病者达61%以上，有时一天要死7个人，成为闻名于世的“艾滋病村”。①这些问题都是政府应当严格管理的，而且不是无法可依，但却熟视无睹，甚至麻木不仁，要到了事态严重（往往是死人了）、问题暴露（往往是不可收拾了）才进行“整治”。
二是严格管理与法律依据的不足。如上所言，由于法律本身的缺陷，或者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致使行政管理者“无法可依”；但法律不可能把所有情况都涵盖进去，依法办事也包括按照法治的精神办事。然而，很多情况下，是管理者的错位、越位造成的。2008年，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下发了《关于抓紧完善业主公约、增补规范租赁行为相关条款的通知》，其中规定：“一间房间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出租给家庭的，家庭人均承租的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1租房子本来是公民自己的事，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法不禁止即自由”，禁止“群租”的依据何在？2006年11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通过新闻发布会方式发布了《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宣布从11月15日起，广州市正式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1]《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非机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一个市公安局就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加以禁止。我们在面对出现的问题时，不是采取疏导的方式，不是依法而为，而是进行压制、禁止、打击，不问依据何在，不问于民何益。这种所谓的“严”实质是一种专横。
注释：
①《探访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见2003年12月1日新浪网。截止2005年9月30日，河南累计报告HIV感染者30387人，现症病人18334人，其中90%多的感染者是因采供血造成的，他们多集中在农村。见2005年11月30日新浪网：《探访河南艾滋病村：曾一天最多死7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