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人物画笔墨与造型的关系——陕西教育

作为中国画的视觉艺术语言，笔墨是传统水墨画的主要语言与技巧方式，是由传统水墨画工具材料性能所规定，笔墨不仅是中国写意画的造型工具，它本身还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①。而作为造型是指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通过塑造可视的静态形象来表现社会生活和艺术家情感的艺术形式。其主要审美特征是直观具象性、瞬间永恒性、空间表现的差异性及凝聚的形式美。
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人物画是以线描的形式存在的，早在南北朝，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线条与色彩塑造形象。谢赫在六法论中也提到“骨法用笔”，这里所说的“骨法用笔”就是线条的表现方式，并把“骨法用笔”排在“应物象形”之前。这就说明他对中国画在用笔方面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而在笔墨方面的表达提及很少。直到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作了有意义的讨论，他总结了陆探微作一笔画借鉴王子敬的一笔书，张僧繇用笔参照卫夫人笔阵图，吴道子曾“授笔法于张旭”因而得出结论： “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②。五代两宋时“笔墨”精神大大拓展，荆洁在用笔、用墨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在创作实践中由山水发展到人物画领域，石恪的《二祖调心图》中，以变形、夸张简化人物形象，以适应水墨特质的充分自由性，以强劲飞动和豪不经意的草草逸笔开了写意人物画的先河。中国的水墨人物画正是从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开始，人物画的形象就一直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离形得似”这一造型原则。为了适宜于笔墨栖息，并充分发挥它的表现力，造型一味地退让、迁就。清代水墨写意人物画有所发展，把传统写意人物画推向一个高峰的是任伯年，他的《酸寒尉像》巧妙地把花卉画的没骨法融会于人物画中，色中用笔，淡浓得意，一气呵成。造型与笔墨在他的画中得到了很好的平衡。20世纪以来，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中国画家向西方学习造型观念，出现了徐悲鸿学派，他们重理性轻感觉的素描方法成为培养水墨画家的主要途径，画家写实造型能力空前加强的同时，笔墨能力迅速减弱。
从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及历代大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水墨人物画中最基本的矛盾关系应该是笔墨与造型之间的关系，笔墨是人为假定性的绘画语言，而造型是从客观中经画家理性的观察而来的，二者本不是原配，所以，笔墨与造型之争最为激烈的“从象物必在于形似”到“作画第一论笔墨”这种斗争几乎持续了上千年。目前，水墨人物画所使用的笔墨语言基本上是由传统山水、花鸟、语言借用和转换而来的，这种借用语言不是水墨人物画自己真正的语言，所以有时往往辞不达意，而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一般运用西方的写实、形似的造型方法，所以说，现代水墨写意人物画，它的技术方法来自双方。西方的造型方法与中国山水、花鸟绘画的笔墨语言方式以及其连带的似与不似的造型标准，这些不同的技术，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论标准与审美规范。笔墨的趣味、笔墨的情感、情绪是中国画品位的评价标准，笔墨的价值追求多是求用笔无拘无束，逸笔草草，即兴挥洒，以求水墨淋漓。中国画的笔墨乃是一种抽象的表现，其中包含着作者的情感与意境，而造型是通过一些有规律的造型方法来制造形状，含有模仿复制的因素在内，是对客观物象的真实描绘，形神兼备是它的评价准则。从各自独有的审美来说，笔墨以主观因素为主，造型是以客观因素为主，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相互抵触的。
在人物画中，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笔墨意趣就少了，注重了笔墨的追求，形象的具体性就少了，这种矛盾是天然的。但是这二者是可以统一可以协调的，在我们的绘画创作当中，不管是以造型为主还是以传统笔墨为主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二者不存在高低，对错之分，只是存在画家的个人爱好，有些画家在人物画创作中侧重于写实，关注生活，关注人生，那么，他的作品内涵就应取向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人物的塑造当中也应注重于形象的具体性、深刻性。蒋兆和的《流民图》就是以西方素描的造型语言为主，《流民图》里没有炫眼的丰富笔墨，但是画面上每一个人物形象无疑感染了每一位观众。与此同时，有些画家追求逸情雅性的，那么他就要注重于笔墨的艺术价值，那么在形象的塑造当中意到即可，如，周思聪的《矿工图》，郭全忠的《西部汉子》，他们以结构性的笔墨而非素描性的笔墨塑造形象，即从相对自由随意而内含生命力的笔墨组合，而非服从于素描法则的笔墨描写捕捉对象。另外一种就是，既注重客观形象的准确，又注重笔墨的趣味性，以笔墨语言塑造形象，同时，又能使笔墨自身的审美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要达到笔墨与人物造型的完美统一，是有一定难度，正因为有难度才更能体现出其艺术上的价值。
注 释：
①郎绍君.笔墨论稿，水墨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7.
②历代名画记（卷一）[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参考文献：
[1]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论现代中国美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艺术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