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布局”视域下毛泽东三线建设研究——学术探索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总体布局的思想
毛泽东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早在1940年，他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P663）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调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观点，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3]（P270）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在考虑经济问题时，自然而然地要把国际形势和军事局势考虑进去。他说：“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仗来再搬家。从现有的材料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长，一个厂，至少半个长。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了，这种形势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3]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毛泽东看问题的眼光总是辩证的。他强调：“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做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3]毛泽东认为毋庸置疑的理由：“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4]（P270～271）在生产力布局调整上，具体来说，在工业布局调整上，毛泽东兼顾科学平衡与合理利用，也就是说：如果只发展沿海，内地就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而且内地的丰富资源也无法利用，沿海的发展也难以为继；如果只注重内地，沿海的工业底子就会闲置浪费，而且发展内地工业的资金也将匮乏。尽管后来在发展内地工业时过多地搞了“大三线”，造成了一些新的闲置和浪费，但从布局和战略上看，以发展内地工业为主，兼顾发展沿海工业，无疑是合理的选择。
二、“三五”计划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1963年初起，国家开始考虑“三五”计划的编制。1964年二三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工交和全国农业两个长期规划会议，在讨论指导方针的同时，也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国家计委于同年4月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将基本任务概括为三方面：首先是大力发展农业，强化基础，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其次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力争在尖端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最后是在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的同时，发展基础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此外，提出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这个《初步设想》，把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安排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
上个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中苏关系恶化，1962年，苏联在中国伊犁地区制造摩擦，煽动部分中国居民外逃。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向中苏边境大量派兵，将原有的只有10个师20万人的战略部署大大增加到了54个师接近100万人。同时，将一部分战略导弹也调整了目标指向，对准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的军事设施。1969年，我国与苏联发生了珍宝岛保卫战，由此双方各自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美国与我国周边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反华条约，而且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企图对中国形成新月牙型包围。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并且使战争逐步升级，1965年3月，美国在越南登陆并把战火烧到了中越边界，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印度在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国家的支持下，不断与中国发生冲突，使得中印边境的局势也很紧张。因为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以致在1962年中印两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边界战争。当下，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来凑热闹。他们多次派遣武装特务部队偷袭和骚扰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试图在我东南建立“游击走廊”，并且企图实施“反攻大陆”的作战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表示，要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建设。在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前夕，毛泽东听取有关“三五”计划的汇报，讲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5]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十分赞同，认为这是回答“到底基础工业放在什么地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屁股必须要坐得扎实，坐得稳。”“基础坐得稳，站得住，两个拳头才能伸缩自如。”[6]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会议分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制定“三五”计划，一定要切实考虑到全国工业不平衡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特别要突出加强三线建设，时刻做好防备敌人的入侵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三五”计划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加强战备。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备战，明确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础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毛泽东还指出要搞攀枝花钢铁厂和酒泉钢铁厂，他坚信攀枝花和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意义重大，一定要抓好落实。通过二者的比较，酒泉地理位置靠近苏联、蒙古，从战略布局方面不比攀枝花安全。鉴于此，后来建设过程中酒泉基地就被放在了第二位，攀枝花基地建设就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第一要务、重中之重。毛泽东指出：“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7]
越南战争升级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三线建设的部署。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做了批示，并要求有关方面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把国务院的研究意见报告中央，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若干部署和实施意见。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现在工厂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分为二，抓紧时间将工厂向内地转移；同时，各省都要高度重视，做好搬家工作，迅速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会议最后做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由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了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
三、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
中共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有关部门迅速从三个方面对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将一线的全国独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须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
三线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了我国的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个地区。按我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第一线应为沿海地区；中部为第二线；第三线是后方。在地理位置上，三线后方又分为两块：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或全部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四省区全部及大部以及鄂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所谓的三线建设，多数情况下是指大西北和大西南后方建设。事实上，三线建设又由大三线和小三线两部分组成，其中大三线是指西南、西北三线，小三线是指中部及沿海省区（一、二线）的腹地。周恩来这样论述三线建设：“除了攀枝花（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的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于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8]（P197）因此，从地域来说，三线建设覆盖了全国各地，从行业来说，它不仅包括国防工业，也包括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在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毛泽东特别注重将西南、西北内地的战备和长远建设，与改变内地和沿海的工业布局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毛泽东认为敌人来与不来都有可能，来了，我们就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之；不来的话，我们就继续搞长远建设，“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毛泽东设想，三线是一个单独后方阵地，一、二线是一个前方生产阵地，以一、二线的大生产来支援三线的大的长远的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生产支援内地工业发展，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水平。对于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他们的看法也是不无道理，本来我们就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周恩来也具体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长期规划，要备战与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照顾备战，但长期总不能取消，要互相结合。你不打，我东西多生产一点，总是有用的。”[9]（P428） 毛泽东设想，在全国搞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大约要经过15年的时间，3个“五年计划”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