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的追寻与解读——中州学刊

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并作为人类鲜明生活样式的精神生活，是真正属于人的自由生活样式。对精神生活传统与现代之发展的追寻与解读将成为考察精神生活的重要路径。
一、精神生活追寻与解读的传统方式
在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上，影响着西方精神基调的就是理性与灵性作为人的根本特性的思想。在希腊传统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的感性世界和可知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指人通过理性去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其中善的理念就是人们精神生活超越性追求的目的。为此，在柏拉图的教育体系中，最高教育就是专门认识理念的辩证法教育，强调对理念的认同是人们生活的本质规定性。苏格拉底所强调的有知才能有德的理性精神为近代笛卡尔所继承，并探索了人的理性精神的主体性前景。而黑格尔则以主观精神对象化为客体又扬弃对象的绝对精神的发展与认知，反映了人类艰辛又丰富的精神认识历程。西方宗教的视野则承接了希腊哲学二元世界的形式及人的灵魂对肉身的超越性。这类超越就不能仅仅理解为理性对感性的超越，而是相信具有超越性的神圣世界的存在并主宰我们精神生活的那种灵性修炼的根本意义。因此，西方传统人的规定性的主流就是强调在现象与本质、世俗与神圣的二元世界中理性的认知或灵性的信仰在超越性追寻中的精神意义。
中国传统精神生活的基调大都肯定人在万物中的特殊地位，这种体现在精神意义上的特殊，在儒家那里特别表现为对人之德性的肯定与追寻。儒家强调人之为人的自觉：人是由天地即自然化育而成，并由天地种下慧根，而真正变成人的德性就只能靠人的精神修炼。《春秋繁露·立元神》：“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为此，冯友兰先生强调人在万物中的特殊使命是以文化的方式完成天地所未竟之功。所以《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即万物皆秉五行之气而生，唯人独得其“秀气”，故能为“天地之心”，成“万物之灵”。因而，宇宙间假如没有人，没有人的觉解，则整个宇宙就在无明中。这种自觉不仅是对万物的认识，更是孟子所说的“仁民爱物”的觉知。孟子提出了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并通过培育化育为“仁义礼智”四端，进而化为“四德”，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因此，德性伦理成为儒家有关人的超越性的主要规定。虽然传统
中国的主流精神追寻形式上没有西方思想文化外在超越的设定，但同样具有精神追寻的超越性。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超越性内接于人的日常生活又通达于天地，是内在超越的人生观。
中外思想家、学者对个体生活的精神追求学说既反映各自文化特点又作了相类似的描述。丹麦的宗教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美学、伦理、宗教人生三境界说，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克尔凯郭尔认为美学阶段代表人们完全为了欲望满足、感官享受的自然生活方式；伦理阶段代表着克制情欲、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准则和义务，从而个体实现道德的精神生活；宗教阶段，人不仅摆脱了供感官享受之物的束缚，更是冲破了普遍的道德原则和义务制约，过拥有信仰的灵性生活，也就是人作为灵性的“此在”独自面对上帝而存在。这是西方精神生活的主要类型。冯友兰先生曾提过与其相类似的人生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最高的天地境界则把人归于与“天同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境界关乎个体感悟天地之深浅。即便研究宇宙的科学家若为一己之名利所驱使，也只在功利境界；相反，洒扫应对之人也有可能达天地境界。冯友兰先生认为天地境界之人把这种看似仅仅属于道德范畴的行动真正展示为“天民”之“天责”时，那样“虽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所作的事，亦是一般人日常所作的事”①，这种强调精神感悟与内在超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追寻的情趣所在。可见，天地境界已跨越德性进入灵性体悟层面。中西传统的精神生活的核心都强调精神的超越性特征，当然，中国传统的精神境界强调体悟以达内在之超越，而西方传统通过知识学的廓清以达外在的超越。在那里，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差异是信仰之内外超越的理由。
从精神生活的社会追寻视野看，雅斯贝尔斯文化上“轴心时代”理论是以宏大叙事的形式对传统社会的精神追求的典型解读。所谓的“轴心时代”就是其价值本体成为经验世界的意义源头与范型。他明确地把耶稣与孔子、苏格拉底与释迦牟尼并称为人类精神范式的创建者，指出这些伟人并不拥有世俗的权利，不具有民众领袖以及诡辩师的魔力，但他们都在灵魂上征服了民众。“轴心时代”构建了精神超越的绝对者，作为最高的价值本体规范个体的行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解释模式，不是偶然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现代文化疾病，强调轴心时代作为文化价值的规范解释意义。雅氏提出“轴心时代”和“四大圣人”的文化解释模式正是通过对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灿烂时期的肯定并以此为标准来反思20世纪人类精神史上的灾难（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事件），通过对近代科学技术的质疑来匡正今日世俗化社会中的价值失衡。
无论就个体还是群体而言，传统社会精神生活的追寻都具有超越性的一元构建方式和价值范式化的精神体验，这种精神追求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但从精神生活的主体看，代表精神追寻物化形式的文化产品为社会少数贵族、精英阶层所占有，自觉的精神生活只是在少数阶层中实现的；就广大民众而言，解决衣食住行的生存问题不得不成为终生目的，他们的精神生活呈现为依附于日常生存的朴素形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新的要求和方式，精神需求的现代追寻有待于学者对精神生活做出重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