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万间士商交游的社会、文化因缘

    方元素一生交游极广，除《纪念册》中八十余人外，如结合《方氏亲友手札考释》中涉及诸人一并考察，会惊诧于其精力的旺盛及人脉的众多。方颐静曾叹其“尔本耽奇慕侠风，囊倾知复为诗穷”，因而成为名动一时的儒商。然而是什么动力促使其游走于士林甚至以游而贫亦在所不惜呢？这一问题须从提升地位、创造商机、文化熏染诸方面加以综合考察。

    由科举而入仕求取功名以遂治国平天下之志者，自古便是中国文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帝国栋梁。徽州自唐宋始便文风昌盛、崇尚科举，明代更是私塾遍地，书院林立，才俊辈出。然而科举毕竟只垂青于少数幸运者，方弘静曾云：“世际休明，邑之应试者几三千人，其与进于庠者七十人耳，而有力者求之且数倍，窭人子幸遇者，间亦什一，非卓尔不群，神明所助，不可冀也。”[3]336此言形象反映了科举之难及徽人对举业的热衷。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方元素当然会不遗余力地汇入科举洪流。据陈智超考证，方元素“直至四十七岁（万历十六年）时，尚未放弃举子之业。”[1]934举业是个漫长而又艰苦的事业，除寒窗苦读外，寻求士林名流的指点与举荐亦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元素经由汪道昆推荐，北上太学，拜师黎民表，多与海内名士唱和当亦有这方面的动因。然而久试不售的窘境使方元素最终不甘心地选择了经商作为谋生之道。尽管徽州具有浓厚的经商氛围，但商人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定势。从方元素识语自署“世儒生”之举看，他显然始终以文人自许，并不情愿侧身于商人之列。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知名度，元素肆力诗文，结社里中，周游四方，攀结宗藩世子、高士名臣，用崇学明道的形象来弥补自己在举业上的缺憾，以达到“交游半海内，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向风争趋附”[1]639的境界，同时亦希望以邹鲁之风传承子孙。可惜元素二子并未圆乃父之梦，长子彭龄只止步于邑庠生。

    寻找并创造商机是元素交游士林的另一重要动因。业贾所获商业利润的回输使徽人有余钱及余闲收藏鉴赏古书文物。“今徽歙在江以南号为名郡，民以富相矜，转毂天下，家有金穴，至比千户侯，而上者比落附郭，不可枚数。”[3]232而徽州自宋始便多有私家藏书，如南宋绩溪人胡仔（47）藏书极富，其采撷各家诗作而编撰之《苕溪渔隐丛话》就达百卷之巨；明初歙县方富祯、方銮、方大治一族，累世积书，乡里称“万卷方家”。[22] 徽州独特的文物鉴藏传统在晚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方元素本人就藏有多种古籍善本、法帖诗章，（48）其友吴守淮“负绝异之资，父故饶，虽少孽，犹分钜万，即挟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橐垂罄矣。……又斥买经子史集千余卷以归，橐若洗矣。”[23]另有清人吴其贞在《书画记》中亦记曰：“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24]这一时风是方元素选择经营文物商品的主要原因，而收藏鉴赏古书字画文房四宝者多为文士大夫及贾而好儒者，故元素奔走了大江南北广交士林名流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搜求商品、寻找商机及开展贸易。元素每次出游必随身携带文物古书、字帖笔墨等物，其友朱宗吉在给元素的尺牍中提到：“近日闻足下小试陶朱，玩弄造化，其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1]451另有赵敦夫尺牍中“原墨四斤已发去一斤，白金四钱谨送上”[1]394云云亦可为证。此外，元素广求名人公卿世子题诗作画鉴章，这种艺术品因此而平添了浓厚的人文意蕴，自然能获得高额利润。[25]

    徽州以诗会友、崇文重教，文会诗社盛行的文化氛围亦是方元素广结士缘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南宋始，作为“朱子阙里”的徽州，儒风昌盛，成为人文渊薮之地，彬彬乎多肩圣贤而躬实践之文士。元未明初，徽州“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才之出为当世用者，代有人焉。”[26] 徽州浓郁的文化氛围主要体现在多私塾书院、多诗社文会、多文士学者、多书史之藏上，这四多实有内在因果关系，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不仅对方元素等辈邑中才俊起到了示范、鞭策作用，也为他们结社题咏、广交文士大夫创造了极好的契机，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此外，以诗会友、舞文弄墨亦是方元素辈文士型商贾自娱、娱人的方式，元素友吴良梓（49）曾云：“余适有管鲍之遇，往来吴越齐鲁燕赵之都，出入布帛盐策之场，十有五年。信于言，俭于己，以故长揖而归。年五十九，菲衣薄食，咸子之养。雅好小诗，虽不能追名流取声当世，亦足以畅幽情、涤烦襟也。”[27]而元素以“竹里馆”、“燕台骧首”、“瑞麦颂”等为题四处征诗，编成诗集，不仅“得观名贤琰翰”[1]352，亦“足以发公之壮节之虚心”[1]352，何乐而不为？

    综而言之，提升社会地位、开展商业活动及徽州东南邹鲁的独特文化氛围是促成儒商方元素与士人展开广泛交往的内外因。而从士林名流一方面来讲，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申时行、汪道昆、许国等本为商人子弟，与商贾具备血脉亲缘；即便没有这层关系，由于明代后期商人地位的提升，士商相互渗透、交融现象的普遍，他们也非常乐意与方元素这类具有士魂商才的文化商人作文酒之会，馈赠仪礼，互留诗章，同鉴宝物。以商治生、以文为魂的方元素仅是明嘉万年间士商交游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然而以一斑而窥全豹，这一个案折射了晚明徽州士商互动、对流乃至合流现象的普遍，方元素也是以商养文、以文促商、贾而好儒的新型文化商人或商贾文人的最好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