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信道风气——学术论坛

汉代社会的信仰文化体系非常庞杂，包括巫术迷信、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宗法祭祀、黄老道术、儒学经术、谶纬神学以及流行于民间的道教和初人中原的佛教等。当时人们几乎沿袭了以往一切官方的、民间的以及本土的、外来的信仰文化及活动，并使它们逐渐规范化和系统化。我们所要探讨的“信道”中的“道”，主要是指在东汉末年形成的道教及其早期形态。作为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产生既是秦汉以来各种文化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最初完全依托于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无论是战国时代风靡一时的方仙道。还是秦汉之际开始流行的黄老道，都以通俗性和实用性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它们不断地从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和民间巫术等思想或信仰体系中汲取养料，并最终形成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较为成熟的道教形态。道教不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甚至在其自身的形成过程中还与外来佛教相互影响。我们从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哪种“道”都吸引着汉代人的注意，都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风气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道教拥有众多信徒。整个两汉时代弥漫着浓郁的信道风气。
一
汉代的道教名目不一，有方仙道、黄老道、鬼道、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正式作为宗教的“道教”一词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如北魏的寇谦之自称太上老君对道教人士说：“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而南齐的顾欢在《夷夏论》中也明确提到“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等。当然，道教的起源则比它的名号要早得多。“道”与“教”相连，最早见于《周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后来道教所谓的“道”，大概就源于“神道设教”中的“神道”即神圣之道，那时的“神”即便不是宗教之神，但也多少带有神秘的意味，《中庸》所引孔子的一段话可作证明：“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与鬼一样，都是非常神秘、不可捉摸的。但是，先秦儒家思想并未朝祭祀鬼神的方向发展，而是更加注重道德教化的问题，如《中庸》开宗明义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情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可见，儒家那里的所谓“道”和“教”，都主要讲的是人伦之道。而道家所讲的“道”，则更加注重所谓形而上的东西，自然也更加神秘化一些。
一般来说。“道教”是一种宗教，而“道家”则是一个学派。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道教”与“道家”在发展过程中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家”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它最初是指西汉时期以黄老学派中的清静无为思想为基础，融合吸收了儒、墨、名、法、阴阳等多家思想的部分内容而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与我们后来习惯称呼的老、庄道家并不尽同。道家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源泉，从东汉后期开始，《老子》逐渐被神学化，老子也被奉为道教教主，道教将道家哲学中超越形器的宇宙最高法则“道”，变成了具有无限威力的至上神的抽象形态。
“道”的本义是“道路”，如《说文解字》释“道”曰：“所行道也。”啕㈣后来它又派生出做事所需要遵循的方法、途径，并进而衍生出规矩、法则的含义。春秋时期，“道”主要指天象运行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指人生吉凶祸福的命运规律，史官出身的老子第一次用“道”来概括事物存在与变化的最普遍的原则和规律，并将其作为宇宙本体论中的核心范畴，可见它是由特指具体事物而不断地抽象的产物。进言之，在后世的道教典籍中经常出现的“大道”、“玄道”、“真常道”、“无上正真大道”等，均指天地万物的本原、根本或总系，都是以老子哲学思想中的“道”作为基础，同时又加以宗教化改造而成的。道教之所以用“道”命名，还由于《老子》中的“道”具有神秘性和至高无上性，从而为道教神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无论是“静观”、“玄览”的认识论，“专气致柔”的养生学说，还是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都成为道教修炼方法和出世思想的理论依据。
早期道教的形成，与黄老思想的衍变密切相关。经过秦末的大乱，天下衰弱，民生凋敝，为了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汉初统治阶级迫切要求休养生息，遂假借黄帝之言，以“黄”为本，以“老”为宗，宣扬无为而治的道德之术，如：
（曹）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
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
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
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
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
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
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在萧何之后作为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日：“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汉初，《黄帝》《老子》成为皇亲国戚的必读书目，据《史记》所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今天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黄帝四经》和《老子》合抄在一起可为明证。现存史料关于汉初平民百姓诵读《黄帝》、《老子》的直接记载并不多，但我们可以从史料的不同角度略见一斑，如《汉书》载：“（田）叔好剑，学黄老术于乐钜公”，“（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等。可见秦汉之际，民间也已形成诵读黄老的风气。陆贾的思想以老子的“道”作为基础，所谓“夫道莫大于无为”，其《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足见其适应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汉初极为盛行黄老道家思想。
西汉政权巩固之后，统治阶级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汉武帝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遂逐渐分衍：有的放弃政治主张，专门研究老子之学，如西汉后期严君平的《老子指归》和东汉时期的《老子河上公注》等；有的钻研养生术，把黄老推为医药之祖，老子、彭祖并列为神仙养生家，直接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有的则发展成“上标老子，次述神仙”的神仙说，把有修养的人分为“神人”、“至人”、“真人”、“化人”，极大地影响了道教长生成仙信仰的形成。《庄子》中所言“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等，便是道教所信奉和追求的具有某种超凡能力或神灵功能的不死的人亦即仙人。关于求仙风气，后文尚有论述。
迨至东汉，为黄老立祠庙，将其视作神来崇拜。是道教产生的必备条件之一。上层统治阶级祭祀老子，较早的记载是东汉初年的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的诏书中亦言“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虽是黄老、浮屠并举，但斋戒祭祀已初具宗教崇拜的模样。东汉末年，这种情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壬子，……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这些举动应该都是在早已流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经他的提倡之后，无疑更加助长了这一风气。东汉后期，这种以黄老思想为基础逐渐形成的黄老道，已经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所以普遍祭祀黄老的风气，可以视作道教产生的一种具体表现。那时，黄老道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它的流行之广、影响之大，据《后汉书》载：
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灵帝熹平年间，巨鹿人张角得到《太平清领书》后，创立了太平道，他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与其弟张梁、张宝在民间活动，反对剥削敛财，向民众宣传“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又用符水咒语、跪拜首过等方式为人治病，很快获得许多人的信仰，并形成有严密组织的宗教团体。仅十余年间，八州信徒达数十万人，不仅遍布民间，甚至渗入到后宫，一些宦官也加入进来，信道之风达到鼎盛。太平道还设置了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终于在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此外，前文提到求仙风气，其实在整个秦汉时代，神仙信仰都非常盛行，一些特别追求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的方士所形成的传统，后来被称为方仙道。当然，历史上信奉或追求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的，不仅包括方士，还包括皇帝和贵族官僚，甚至连普通百姓也有类似的愿望，因为人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于是求仙之风便笼罩着整个秦汉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受方仙道的影响，醉心于神仙方术，幻想得到仙药，所以安期生、卢生、徐福等燕、齐方士异常活跃。当时大规模的求仙仪式就是在方士主持下进行的，据《史记》载：
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日未能至，望见之焉。徐福人海，但杳元音讯，秦始皇又派卢生等人寻找仙人羡门、高誓和不死之药，皆归渺茫。后来卢生从海上归来，没有带回仙药，却带来了一纸图书，上写“亡秦者胡也”五字，秦始皇于是发兵三十万征讨匈奴，而卢生由于惧怕秦法酷烈，便偷偷跑掉了。于是始皇迁怒于诸生，将四百六十多个犯禁者坑于咸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汉初。由于遭受“坑儒”的严重打击，方士的势力和活动曾一度衰落。但汉朝统治阶级经历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战争，深感生命如寄，富贵如朝露，内心充满彷徨、颓废的情绪，整日幻想得道成仙和长生不老，以作为有生之年的寄托和安慰。因此至汉武帝时，在封建帝王的大力倡导与扶持下，求仙之风又再度兴盛起来，并且声势和规模远在秦代之上：
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
可见，汉代的求仙人数更多、风气气势更壮。由于最高统治者推崇神仙方术，所以天下怀协道艺之士，无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汉武帝更是拜方士李少翁为文成将军、栾大为五利将军。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世家、贵族和大官僚追求长生与成仙亦蔚然成风，如淮南王刘安就招致宾客方术之士达数千人之多。而这股求仙寻药、企求长生的社会风气也极大地影响了广大民众，我们从汉乐府民歌那里可见一斑，如一首题为《长歌行》的乐府诗写道：“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再如《步出夏门行》中有：“邪径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上天游。”
当然，神仙方术在整个汉代亦不乏反对者。陆贾即从政治的角度批评了秦汉之际的方术。而王充这个汉代最大的无神论者更是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成仙”说。如有的方士提出“恬淡无欲”可以成仙，他则指出：“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无欲，寿不踰岁；人多情欲，寿至于百。此无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寿也。夫如是，老子之术，以恬淡无欲、延寿度世者，复虚也。”有的方士认为“辟谷不食”可为仙人，他则批评：“夫人之不食也，犹身之不衣也。衣以温肤，食以充腹，肤温腹饱，精神明盛。如饥而不饱，寒而不温，则有冻饿之害矣。冻饿之人，安能久寿？”还有的方士宣称“导气”、“服药”等可以度世延年，他则认为。吞药养性固然能令人无病，却不能使人长生不老。王充总结说：“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释乎？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犹不能使冰终不释也。”既然人不能成仙，那么“仙而升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所以方士们所宣扬的“学道成仙”完全是用来骗人的“夸诞之语”。汉代神仙方术的盛行，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要求去病免灾，进而长生久视的社会心理。并且，神仙家的信仰、方术后来均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所吸收利用，因此神仙方术逐渐演化为道教的修炼术，而方士也逐渐变成了道士。
三
秦汉以来。除了黄老之学、神仙方术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崇奉外，阴阳五行思想更是弥漫于整个社会，它影响儒学，形成了谶纬；与黄老结合，又促生了道教。而且，道教与谶纬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神仙方术也为谶纬所吸收，而谶纬中的一些内容又为后来的道教所吸收，道教有戒律，也是劝善惩恶的，它们在扶占降神仪式方面也有所继承，另外很多道经的来龙去脉及一些内容都可看出其与谶纬的密切关系”。此外，汉代宗教性的祭祀诸神活动从一开始就倍受重视，如高祖刘邦“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礼仪。因令县为公社”，并下诏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后来又陆续在长安“置祠祀官、女巫”，令各地郡国县增立诸神祭。两汉时代，各种各样的祠祀始终未断，这种鬼神的崇拜使得道家思想与神道逐渐合流，以致先秦以来的巫祝、方术、符咒、占卜等都被早期道教吸收过来，成为了传教手段或斋醮内容。以五斗米道为例来说，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张陵草创于巴蜀，因其号称天师，故又为天师道；二是张惰以《老子》为道教经典，初步建立了组织形式，并实施了早期的道教仪式；三是张鲁严整教规、丰富教义，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如《三国志》载：
（张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
（张）角为太平道，倚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倚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日五斗米师。（注引《典略》）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其中，张惰的五斗米道教病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等法术手段，大概是受到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浓厚巫风的影响。“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他创建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手书制，信徒请鬼吏把本人的姓名、忏悔服罪内容写在一定规格大小的黄色纸条上，一张焚烧，以之向天；一张掩埋在地下；一张放进瓶罐沉入水中，表示通达天地诸神，使传道工作顺利进行。在汉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群众基础。而张鲁掌管五斗米道后，更是建二十八治遍布巴蜀，影响远及洛阳，他继续以宗教手段推行教化、淳正风气，从而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年之久。傅勤家先生认为：“盖当时天下大乱，人民不保其生，天师道据险自治，能抚养民夷，故信从者众耳。”虽然后来张鲁降于曹操，但他的五斗米道遂流行于全国。
总的来说，汉代道教包括一些大同小异的教派，它们既分散传播又相互影响。其中，太平道、五斗米道都是非常庞大的道教集团，充分显出当时信道风气之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的发展、传播以及民间社会的信道之风，几乎从一开始就与农民起义结合在一起，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和张鲁的据守汉中，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似乎也确立了某种传统，比如晋代许多被称为“妖贼”的农民起义，都与太平道、五斗米道密切相关，如东晋末年著名的“长生人”暴动。孙恩“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以道术眩惑士庶”，“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后孙泰死，众人“皆谓蝉蜕登仙”，孙恩继之，聚众数十万，“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日‘长生人’”。道教的发展和传播历史表明，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作为汉民族文化思想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且，还作为一种强大的民众势力、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