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金融业发展与协作路径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一、京津冀金融业发展及差距分析
在对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发展与协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京津冀三省市在区域金融业布局中的具体定位进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京津冀三省市1990—2009年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金融机构全部存贷款年度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金融机构总存贷比、保费收入年度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4个时间序列分别构建相应的模型。通过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间的相关模型，从而对京津冀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分工协作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指标：我们用PRGDP代表京津冀三省市1990—2009年人均真实GDP（1990年人均GDP为1），该指标反映了三省市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绩效，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因此可以直接应用。
金融发展指标：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衡量金融业发展状况的指标我们选取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
1. 金融规模指标（SCALE）：在对金融规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时，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的研究得到广泛的推崇。他们曾提出两个衡量金融规模的指标：①传统的金融深度（financial depth）指标LLY，定义为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与GDP的比值。②BANK，定义为各接受存款业务的商业银行的国内资产与该资产和中央银行国内资产加总的比值。虽然金和莱文所提出的指标很全面地描述了金融规模的发展情况，但是这些指标往往都是从总体上衡量一国的金融规模的，且需要大量的统计数据，而本文在研究中却很难搜集到这方面的数据，如我国目前缺乏地区层面的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因而，我们在衡量京津冀金融规模时无法应用上述指标。本文中，我们借鉴周立（2003）在研究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所采用的方法，以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金融规模的指标，采用存款和贷款的加总数作为金融资产比较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为了增加数据可比性以及连续性，我们在此基础上，把“存贷和”处理为各年度的存贷和之差。
2. 金融发展效率（SL）指标：金融发展中介的效率由配置效率以及运营效率构成。运行效率指的是银行系统用最小的代价可以动员更多储蓄金。但因为在我国管理费用以及利率水平采用的是行政定价，与此同时管理费用的数据较难获得，因此在文中我们并没有应用运营效率指标。配置效率主要指银行把部门中的盈余资金转化成为贷款的效率。因此在该指标的度量中，我们运用金融机构总存贷比（SL）来作为金融发展效率的度量指标。
3. 金融结构指标（INS）：我国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保险市场，但是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由于国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因而，我们在本文中主要考察股票市场以及保险市场。具体到京津冀区域，股票市场对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肯定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无法用数学模型来实证分析。因此本文采用三省市金融保险业年度增加值与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近似衡量，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结构。
为了防止在时间序列中出现的异方差现象，我们对选取的四个指标分别进行对数处理。这样的数据处理不仅消除了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现象，同时也不会改变序列间原本的协整关系。研究数据大多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金融年鉴》（1994—2010）、《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5—2009）、《北京市金融年鉴》（2000—2010），部分来自于网络资源，如中经网等。
（二）实证检验过程与分析
1. ADF检验。所有的时间序列变量均满足于同阶单整，这是在后续的实证中所要应用的序列间的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VAR模型建立的前提。本文主要采用ADF检验。表1给出了各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结果表明：京津冀三地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三省市金融机构全部存贷款年度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三省市金融机构总存贷比以及三省市保费收入年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这4个序列的ADF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对于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应该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对它们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伪回归”问题的出现。所以我们运用协整方法对其进行检验。
2. 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上文分析，由于四个变量均服从于一阶单整，因此我们将采用协整检验法来确定四个变量的协整关系。由于涉及到四个变量，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采用Johansen检验法。
在我们的实证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是由四个变量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表2中可以看到，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r=0，r≤1）被拒绝，这就表明通过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表明北京市的金融发展指标以及经济增长指标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天津市的金融发展指标以及经济增长指标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河北省的金融发展指标以及经济增长指标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
3. 长期因果关系的检验以及京津冀三地区协整方程。京津冀三省市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在三省市的四变量间分别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虽然大量研究已经论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多停留在国家层面，而微观的论证相对较少。且确定三省市间变量的因果关系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VEC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显著性来检验长期因果关系（见表3）。
在上述对误差修正项的T检验所列表格中，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区均有显著变量。因此，整体来看，京津冀三地的金融发展在长期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不显著，仍待加强。
由标准化协整向量，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程：
（1）北京市。协整向量为：β=（1，-1.21，-3.12，-0.17，-0.76）依次对应变量，这四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LPGDP=1.21×LSCALE+3.12×LSL+0.17×LINS+0.76（11）
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90—2009年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北京市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2）天津市。协整向量为：β=（1，-8.36，-3.53，2.52，16.62）依次对应变量，这四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LPGDP=8.36×LSCALE+3.53×LSL-2.52×LINS-16.62（12）
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90—2009年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天津市的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3）河北省。协整向量为：β=（1，-1.43，-3.67，-0.008，0.08）依次对应变量，这四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LPGDP=1.43×LSCALE+3.67×LSL+0.008×LINS-0.08（13）
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90—2009年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河北省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4. 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说明了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实际的经济数据是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以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进行短期因果分析（见表4、5、6）。
两序列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定义为四种形式：（l）X是Y的格兰杰原因；（2）Y是X的格兰杰原因；（3）X和Y互为格兰杰原因；（4）X和Y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根据表4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北京市的金融规模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在短期内，北京市的金融规模的发展与优化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其他两方面并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说明金融效率以及金融结构亟待提高。同样经济增长也并不是金融发展指标的格兰杰原因，所以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动金融业的发展。
根据表5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天津市的金融规模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总体来看得到的结果与北京的极其相似，说明天津与北京存在着共性问题，亦即其金融效率以及金融结构尚需进一步加强。虽然近年来天津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经济的增长对金融业的发展并未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根据表6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河北省的金融结构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金融规模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且经济增长反过来又是金融结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规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带动了金融结构的优化。
5. 脉冲响应。协整检验证明京津冀三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长期来看是稳定的，因此可以利用脉冲响应来单独反映两者间的关系。脉冲响应函数用来分析动态影响，描述了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时模型系统的动态变化。由于改变变量的顺序可能会导致脉冲响应的不同，因此具体操作中，我们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对京津冀三地区的几个变量间的脉冲响应予以分析。
（1）北京市。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北京市金融规模指标（存贷款之和/GDP）是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对两变量进行脉冲分析。由表7结果显示金融规模在开始阶段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随后逐步改为产生正面影响，在3—10期不断增大，并于第10期达到最大。这说明虽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金融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应加强北京市金融规模的发展。
（2）天津市。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天津市金融规模指标（存贷款之和/GDP）是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对两变量进行脉冲分析。如表8的脉冲结果显示，金融规模一直对经济增长是积极影响，并在第3期达到最大。虽然第3期后逐渐减小，但是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天津市的金融规模发展问题亦须引起其重视。
（3）河北省。由格兰杰因果检验，河北省金融规模指标（存贷款之和/GDP）是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的格兰杰原因，金融结构指标（存贷差）与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互为格兰杰原因。因此对这两对变量进行脉冲分析。
由表9显示，金融规模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随后在3-10期经济增长因为金融规模而得到改善，并于第6期达到最大。同上述分析，虽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总体来看，金融规模的扩大推动了其经济增长的发展。
由表10的脉冲结果显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始终产生积极作用，并于第6期达到最大。这说明对于河北省而言，金融结构的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发展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由表11的脉冲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在前6期均对金融规模产生负面效应，在第7期开始由于经济增长而使金融规模得到改善，并于第10期达到最大。虽然滞后期持续较长，但是经济的增长确实亦积极作用于金融规模。结合表9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两者间是互相促进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金融规模的改善还是金融结构的改善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效应，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