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踢鼓秧歌舞蹈形态的研究价值与实施构想

 一、研究意义
山西省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主任赵林春教授曾说：“在山西民间秧歌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晋北地区的踢鼓秧歌了。”晋北踢鼓秧歌形成于宋末，发展于元明，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秧歌是以舞者腰系鼓或手腕系鼓以脚踢鼓而得名。它流传于山西北部雁门关外的大同、朔州各县（区），以及晋、冀、蒙三省交界处，是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踢鼓秧歌的舞蹈动作主要来源于武术和戏曲，男艺人被称作“鼓子”，且动作多为武术动作，女艺人被称作“拉花”，动作多被戏曲影响，正如人们所说的“戏中有舞，舞中有戏”。在表演内容上也多是借助戏剧剧情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感情为主，而且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十分默契。晋北踢鼓秧歌通常有大场子、小场子和过街场子等表演形式，是春节、元宵节期间祭祖、拜年、娱乐的主要活动之一，并且每次踢鼓秧歌表演时，都引得众多百姓前来观看。
如此深受人们喜欢的习俗活动，作为承载着历史文化内涵、形式多样，且具有较高价值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却正面临失传的窘境。目前，晋北踢鼓秧歌的生存现状已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大多数老艺人已经离世，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艺人大都已步入老年，不再可能回到场子中进行表演。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城务工，很少有人愿意学踢鼓秧歌。因此，踢鼓秧歌的传承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像有些人认识中的传承行为。此外，踢鼓秧歌演出低廉的场费以及辛苦的表演、艰苦的环境迫使不多的踢鼓秧歌人开始另谋生路。
当今晋北踢鼓秧歌的舞蹈形态受到时代的冲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很多动作都已失传，很多宝贵的资料也无处可找，再加上描述和研究晋北踢鼓秧歌的人甚少，保护和传承晋北踢鼓秧歌已迫在眉睫。
《舞蹈生态学导论》一文中说：“当我们把舞蹈放在具有社会性的一切形态动作中去比较，放在社会艺术活动的大范围内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比较之后，我们便可以对舞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性认识。”因此，不管对舞蹈有怎样的探究，都离不开舞蹈形态的介入，因为舞蹈本身就是一种人的身体语言，而舞蹈形态正是舞蹈自身通过人体运动表现出来的外部形式，是直观动感与视觉所能感知的，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因此，本文主要以晋北踢鼓秧歌的舞蹈形态为研究对象，从而对晋北踢鼓秧歌的文化内涵展开探究。
罗伯特·莱顿认为，绝大多数对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这些研究多是基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笔者在研读了有关形态研究的相关著作和文章后，认为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舞蹈形态分为动作、音乐、道具、服装等因素进行分别描述与分析，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与理论支持尚不多，因此，希望通过专研功能主义的理论，通过田野调查，探寻对舞蹈形态研究的另一种视角与途径。
二、具体构想
功能主义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来考察，并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组成部分对整体所做的贡献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为该理论学派主要奠基人的马林诺斯基和布朗，马氏的整体论以及田野工作方法和民族志描写方法，布朗关于社会结构如何在时间的推移中保持自身的作用，从社会出发，以社会为中心，强调社会结构的研究，强调结构和功能之间关联的研究方法，都将为本文把晋北踢鼓秧歌舞蹈形态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和研究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整体所做贡献的分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论的支持。具体构想如下：
（一）晋北踢鼓秧歌发展脉络
对晋北踢鼓秧歌的发展源流和流变进行描述与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晋北踢鼓秧歌是怎样发展到今天。虽然一些关于它的传说，甚至是一些断章取义的文字资料不能完全证实踢鼓秧歌的过去面貌，但对于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进行实地调研前的准备工作都会有所帮助。
（二）晋北踢鼓秧歌发展背景与形态概述
首先，对晋北踢鼓秧歌的共时（发展背景）展开论述，在功能主义理论里，十分强调共时研究，该理论认为对于某种文化的探究需要对当下获得的现有资料进行分析，需要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整体来研究，需要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来研究。其次，关于形态的概述主要包括动作、音乐、服装、道具的描述，目的是为了介绍踢鼓秧歌，为下文论述做基础性服务工作。
（三）晋北踢鼓秧歌形态探究
一方面是以功能主义解读舞蹈形态的可行性分析。我们可以从功能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功能主义理论与舞蹈形态、功能主义方法论与舞蹈形态三个方面来说明功能主义运用到舞蹈形态研究的理论思维合理性与方法论指导的科学、可行性。另一方面是研究“关系”中的晋北踢鼓秧歌舞蹈形态。可以从晋北踢鼓秧歌动作关系分析、晋北踢鼓秧歌动作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分析、晋北踢鼓秧歌角色关系分析、晋北踢鼓秧歌场图关系分析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因为在功能主义看来，舞蹈形态是一种文化现象，组成这个文化现象的各个因素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关系需要我们去探究，正因为这些关系，因此在满足个体与社会群体的需要中，也为文化整体与社会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而且在历年对舞蹈形态的研究中，对关系的讨论是一个时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部分，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探讨舞蹈形态本身与依附内容的关系，来挖掘新的舞蹈形态研究结果。
再一方面是研究“整体”中的舞蹈形态。可以从仪式下的晋北踢鼓秧歌、晋北踢鼓秧歌的文化分类、晋北踢鼓秧歌舞蹈形态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对发生、发展在仪式中的晋北踢鼓秧歌的结构与功能和按马林诺斯基对文化的分类，来探究晋北踢鼓秧歌舞蹈形态的文化与社会功能。
总之，正如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言：“文化是要通过传递和创造的结合，才能日新月异，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