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乐工与李杨故事的传播—兼论《长恨歌》的爱情主题

《长恨歌》虽是白居易的个人创作，但李杨故事已早在民间流传。“《长恨歌》描写的通俗故事，其实并不是白居易本人的首创独造，而在诗人创制此诗之前，早就有一个内容与此大率相同的民间传说。”①李杨故事从民间来，是离不开民间传播的，那么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李杨故事的主题，进而探究《长恨歌》的主题，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王兆鹏认为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要从传播的主体、环境、方式、内容、对象和效果六个层面进行②，这个认识虽然主要针对有固定文本的古代文学而言，但是对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传播研究仍有指导意义。另外独重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却忽视了传播中最关键的“人”是中国当下传播研究的缺陷。③因而本文主要从李杨故事传播的通道，方式与内容，传播者对李杨的情感态度及原因，士人群体与白居易对传播的接受效果及原因四个层面进行论析，其中贯穿着对乐工、士人的心理、情感观照。

一

唐代覆盖全国的乐舞网络十分发达，为乐工传播李杨故事提供了物质基础。自留存下来的文献看，在李杨故事中以梨园弟子为首的乐工大量地出现，他们扮演着传播者的角色。梨园，是唐玄宗在内廷专为自己设立的音乐舞蹈机构，其组织有三个：“太常梨园别教园”一千人左右，“梨园新院”一千五百人，还有宫中的梨园。④120-121《新唐书》载玄宗“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苑。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⑤476这是宫中梨园，有数百人。因此李杨时期仅梨园乐工就在三千人以上。不但乐工人数众多，而且宫廷中的乐舞向民间传播的通道是畅通的。“唐代教坊司妓女除了在宫内服务外，也可以外雇到京兆府为公宴表演歌舞，有时还可以应邀前往京中贵族之家为私宴表演歌舞。”⑥133玄宗性豪奢，经常在节日举行大型的娱乐活动，市民数万人围观，也常出宫、甚至离开长安游乐，“唐明皇曾带乐官数十，到广陵（今扬州）去演奏《霓裳羽衣曲》。”⑦80在地方各级政府有官妓，军队有营妓，还有私营的各类歌妓，私人家妓，武舟推算玄宗时“全国乐工、乐妓的总数至少有十万之巨。”⑥118宫廷乐工传播出去的乐舞可以很快被地方乐舞人消化、再传播。安史乱后，宫廷乐工多流落民间，更没有传播的障碍。乱前，乐工多聚居于长安，乱后多一路向南逃避，乱平后又开始北归，而且这一往返乐工们往往用了很多年才完成，下引的许云封用了四十年，杜甫、白居易分别所遇的李龟年、乐叟都长期滞留南方。而且小部音声的乐工从十几岁就选入，因此有不少乐工在李杨死后数十年，还流落在社会上，传播着李杨故事，如下举的许云封、天宝乐工、梨园弟子。极少数乐工或跟随玄宗入蜀，或在玄宗返京后，又回到玄宗身边，见证了玄宗刻骨的相思，乐工团体是完整李杨故事的知情者。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云：“先帝侍女八千人”、“梨园弟子散入烟”写出盛唐时乐工数量之大，乱后散落四方的悲惨命运。⑧2356乐工的不幸，客观上却促成了乐舞网络的更加发达。李杨故事的传唱应该是由李杨身边的宫廷乐工传播，通过全国的乐舞网络自北向南，再自南向北逐渐遍布全国范围的。

二

乐工主要以演唱乐舞及叙说相关的故事来传播李杨爱情。据《碧鸡漫志》所载,玄宗时制作的乐调有《霓裳羽衣曲》、《凉州曲》、《胡渭州》、《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铃》、《清平乐》、《春光好》等，实际上更多，《旧唐书》载：“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制新乐谱。”⑨1052这些乐舞与李杨故事直接相关的不少。李杨故事在开天时期已经通过乐工在流传，塑造了杨氏早期的民间形象以及两人的关系：善乐舞、香艳、机敏、恩爱。敦煌《云谣集杂曲子》中有两首《内家娇》，任半塘以为出自于乐工之手，是“杨妃本事”，作于“杨妃入道后、入宫前之天宝初年。”⑩222

其二（御制林钟商内家娇）：两眼如刀。浑身似玉。风流第一佳人。及时衣著。梳头京样。素质艳丽青春。善别宫商。能调丝竹。歌令尖新。任从说洛浦阳台。谩将比并无因。　　半含娇态。逶迤缓步出闺门。搔头重慵憁不插。只把同心。千徧捻弄。来往中庭。应长降王母仙宫。凡间略现容真。 ⑩239

曲中的宫女色艺双绝，善于调情。所传播的杨妃形象：善乐舞、机敏、香艳而多情。《杨太真外传》载李杨赏花，诏李龟年等乐工相随：“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篇……龟年捧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妃饮罢，敛绣巾再拜。”11200-201李龟年等乐工与李白、玄宗一起为美丽女神杨氏即兴创作，配乐演奏，共同制造了乐舞《清平乐词》及本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美艳绝伦，“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的相亲相爱随着优美的乐舞及本事流布天下。《霓裳羽衣舞》是李杨共同的心血结晶。“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11199玄宗曾戏谑贵妃肥胖，贵妃瞋道：“《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古今。”11201李杨会取悦对方，也会斗嘴生气，恰如常人的夫妻情爱。虽然其他人也有参与传播的可能，但是李龟年等乐工贡献最大，因为乐舞传播方式具有快捷、广泛的特点。徐枫曾论析以歌曲传播宋词的优势12，对乐舞传播方式也是适用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反映出唐人对乐舞传播方式早有认知。

杨妃死后，玄宗制作乐舞，悲悼贵妃，由乐工传布人间。玄宗回京后，曾与梨园弟子等月夜登楼“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于人间者，益加怨切焉。”1346明皇与梨园弟子共同悲歌贵妃所制《凉州词》，追悼杨氏，怨切的曲调传播于民间。“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吹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其曲今传于法部。”1346-47《雨霖铃》曲是唐明皇为杨贵妃所制的爱情挽歌，由随明皇入蜀、目睹惨变的乐工张野狐演唱、传播。乐舞是乐工的事业、生命，李杨是帝妃关系，更是乐舞夫妻，乐舞成为李杨与乐工的关联媒介，因此乐舞传播与李杨故事传播两者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三

乐工在传播李杨故事时持赞颂和同情的态度。传播主要是信息的传播，信息由客观的载体与主观的意义两部分组成。德国哲学家克劳斯说：“信息是由物理载体和意义构成的统一整体。”1469更明白地说：“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和感情。”15乐工传播李杨故事，并非是向接受者客观地转述信息，而是带有个人的观念、态度、感情等倾向性。如上所引杨贵妃生前的乐舞充溢着承平盛世的欢乐迷醉，但是贵妃死后，乐舞陡然变为忧伤感怀。在乐舞传播中，李杨盛世的恩爱、缠绵与乱后的思恋、哀悼成为主题，李杨爱情正如一曲欢乐与哀伤相续的乐舞，美艳凄伤。乐舞中的倾向代表着乐工对李杨的情感态度。当杜甫等士人从政治、国家层面大加挞伐，红颜祸水论、逸乐亡国论弥漫之时，乐工对李杨爱情却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明皇杂录》载至德年间玄宗到华清池诏谢阿蛮：“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凄怨出涕，左右莫不呜咽。”1346谢阿蛮把无价之宝金粟装臂环回赠了已经没有权势，不能再给她赏赐的太上皇，她对李杨的同情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丝毫功利之想。《酉阳杂俎》云贵妃熏有瑞龙脑香的领巾飘落于乐工贺怀智的领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二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它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165贺怀智宝藏头巾源于对杨妃喜爱之故，杨妃是他心中的女神。最后又献于明皇，以解玄宗的相思之苦，这是何等的体谅！还有上引的《凉州词》、《雨霖铃》本事，乐工置身其中，与玄宗一起沉痛哀悼杨妃。在现存的李杨故事资料中，只要有乐工“在场”，几乎没有对李杨表示批判、讽刺的。

这源于乐工与李杨特殊的关系。“上精晓音律, 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176694梨园弟子与玄宗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有师徒之名实。“民国前尚有供奉玄宗为祖师爷的牌位……玄宗特别喜欢羯鼓……因此缘故，戏曲界又把司鼓坐的地方称作九龙口，意即皇帝击鼓坐的地方，以示尊崇。”18擅长歌舞的杨氏是后来加入乐团的。李杨的共同志趣、天分使二人成为宫廷乐团的领袖，在李杨的领导下乐团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杨太真外传》载：“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11135帝妃、侯王及众乐工协作，欢乐异常地演奏了一个上午，在乐舞史上是何等的盛况。李杨对乐人也特别爱护。除了“给赐其家”，为乐人提供物质财富，还关心乐人的婚事，《东城父老传》载玄宗嫁梨园弟子潘大同的女儿与贾昌，后来潘女又因乐舞受杨妃宠爱。更有甚者，玄宗竟替犯罪的乐工胡雏求情，事见《唐语林》卷二《政事》条。李杨与乐工有超出主仆的师徒、知己深情。乐舞艺人深受李杨的知遇之恩，他们与李杨从外在的物质到内在的精神，都紧密联系，结成了一个整体。乐团的领袖是李杨，队员是乐工，内容是乐舞，宗旨是爱情与享乐。向来被贱视的乐工获得了人的尊严，品尝了创造的快乐，生命价值得到了彰显。但安史之乱不但毁了李杨爱情，也使乐工们陷入昔盛今衰的身世命运感伤中，激起对李杨的追思。而且乐工中以女性为主，多有情爱经历或渴望。宫妓是皇帝的女人，被临幸的可能性很小，有强烈的情爱渴求，如大量的宫怨诗；而教坊宫妓的性生活相对自由，不但可以结婚，还可以献身他人。6134她们被排斥在正常的女性之外，却体会了或者希冀婚姻之外的情爱，因而能够深刻地理解李杨的痴情。所以乐工自始至终同情、歌颂李杨爱情也在情理之中。这与士人盛世歌颂，乱世讽刺的前恭后踞态度颇不一样。

四

乐工的主要传播对象是士人群体，乐舞的娱乐性质使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这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进行的。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行为的发起人——传播者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但传播对象也不是单纯的被动角色，他可以通过信息反馈来影响传播者。”19乐工是李杨故事传播的主动者，士人群体是受动者，他们积极地呼应，采用文字书写的方式使口耳相传的李杨故事被固化为诗文，保证了传播的稳定性。《甘泽谣》云韦应物遇到“漂流南海近四十载”的梨园弟子许云封，韦记许的回忆：“天宝十四载六月，日侍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集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岭南进茘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2012乐团对贵妃啖荔枝之事并无批评，却为得了《荔枝香》的曲名而欢呼。《荔枝香》既是许的美好回忆，也是帝妃甜蜜爱情的载体，而不是讨伐的罪状。但《荔枝香》的本事虽由许云封传播，却是由韦应物再传播的，即他对本事中的李杨爱情没有异议。晚唐曾为刺史的窦弘余作有《广谪仙怨》云：“（《谪仙怨》）其音怨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盛为此曲……余既备知，聊因暇日，辄撰其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不知者。其词曰：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在弯弯。”21130-131据窦所言《谪仙怨》及本事大历时在江南广为流传，窦据此制词，表达了对李杨爱情哀伤、同情之意。并教乐工传唱，以告世人。窦还原了本事，是间接地接受了天宝乐工的传播。《谪仙怨》的传播个案表明士人不但接受李杨爱情，而且作曲传唱，推波助澜。天宝乐工曾向白居易传播过李杨故事。白有《江南遇天宝乐叟》与《梨园弟子》两首诗。前诗：“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佩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薰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摇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84811其中“金钿照耀石瓮寺……春风荡漾霓裳翻”，杨妃的美艳、李杨的享乐，是帝妃的夫妻相得和承平盛世的表现，因此“欢娱未足燕寇至”，是一种遗憾的情绪，意即希望李杨欢娱持续下去，而痛恨安史叛军。乐叟是“欢娱”的助成者、分享者，他不会视李杨享乐是安史之乱的诱因。白居易显然接受了乐叟对李杨爱情的态度，正如他不会嘲讽琵琶女“老大”的悲惨结局是源于其少时的佚荡一样，他也不可能在诗中讽刺乐工、李杨自食其果。陈卫星在《传播的观念》导论中说： “媒介是一个社会的中介者和控制者，它负载的信息作用到人的身上，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到思想方式。”22乐工的传播对韦应物、窦弘余、白居易等士人的确产生了很大地影响，他们不但放弃官方的批判立场，认可李杨爱情，而且作诗为文进行再传播，这也适用于前举的《清平调》、《凉州词》等乐舞。原因何在？

乐舞的娱乐性解除了士人政治伦理的思维惯性，唤醒了沉潜于内心的人性、人情，这是士人接受李杨爱情传播的心理因素。乐工与士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在公私酒宴、茶馆酒肆、青楼客舍中演唱乐舞发生的。唐代经济高度发达，士民生活奢靡，“凡是宴饮，或是娱乐性社交场合，必有歌舞伎表演助兴。”4120-121盛世中，乐工常应邀演出，如“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李龟年；安史乱后，乐工虽流落乱民间，也是在宴席上或其他的娱乐场合舞唱，如“秦僧吹竹闭秋城，早在梨园称主情。今夕襄阳山太守，座中流泪听商声”的澄上人（严维《相里使君宅听澄上人吹小管》）82920，“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的李龟年1327。我们发现在酒宴乐舞场合，乐工、主人及宾客处于营造的娱乐氛围中，很易同喜共悲。“两宋时代词的接受者，大多是在公私宴集、茶楼酒馆等娱乐场所中群体共同视听欣赏，演唱者与听众之间、听众与听众之间，会产生一种相互感染激发的情绪氛围，具有特别强烈的‘现场感’。”23先秦的乐舞具有很强的政教性，在后世的雅乐中，依然如此，但是俗乐却以娱乐为主，而梨园弟子以教俗乐为事，所以唐代俗乐与宋词所配的乐舞都以娱乐为旨归。天宝乐工是在娱乐场所或者有娱乐氛围的场合下演唱乐舞的，其时高谈国家政治、伦理道德的确不合时宜，而艳情、享乐题材却是恰当的。娱乐场合以平等和合的“乐”与普遍之人“情”为核心，士人与乐工心意相通，使士人从家国政治的大环境中超脱出来，放下了方正而冰冷的面孔，露出了温情的眼神，重新审视李杨的爱情，体味乐工的身世。士人从政治伦理层面抨击李杨的惯性思维让位于从普遍的人性层面理解、接受乐工和李杨。因此士人用自己的欢笑与眼泪呼应了乐工的传播，并形诸于文字，促进了传播。

《长恨歌》讽喻主题论者多以为“回眸一笑百媚生，……始是新承恩泽时”、“骊宫高处入青云……尽日君王看不足”与“渔阳鼙鼓动地来”含有因果关系，带有讽刺意图。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这些浓艳、逸乐的描写与其《江南遇天宝乐叟》中对李杨的描写并无不同，都着力突出盛世中的李杨爱情，而对安史叛军打断太平天子情爱进程表示遗憾、愤恨，并没有政治因果关系的讽刺。而且对安史叛军表示愤恨才是臣子本色，讽喻论者的因果逻辑中所隐含的活该的思想恰恰有悖人臣之旨。因此《长恨歌》首段与《江南逢天宝乐叟》中的李杨描写、《清平调三首》、《内家娇》、《荔枝香》、《霓裳羽衣》的意趣氛围一致：盛世的欢乐、杨氏的美艳、帝妃的恩爱、安史叛军的痛恨。而马嵬惨变、蜀道闻铃、西宫南内的无奈、相思与《雨霖铃》、《谪仙怨》、《凉州曲》中哀伤的情思氛围也完全一致。所以《长恨歌》是乐工传播，白居易积极创造的重大结果。当然《长恨歌》的缘起是白居易、王质夫与陈鸿同游仙游寺谈及李杨故事后所作的，不是直接源于乐工的传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结论，他们三人应该都受到过天宝乐工直接或间接的传播。《长恨歌》反过来又成为乐妓艺人自夸身价的筹码，人人务求精熟。在古代，书写成固定文本的诗文的传播结构造成了时间绵延的优势，靠口耳相传的乐舞的传播结构形成了空间广大的优势，《长恨歌》则结合了两个传播系统，获得了时空的双重优势，从而使李杨爱情故事得到了更加广泛、持久地传播。因此尽管李杨故事传播的群体很复杂，导致了主题的复杂性，但乐工所传播的李杨故事的主题是爱情，作为传播结果的《长恨歌》的主题也是爱情。在忽视爱情、只有婚姻和红颜祸水论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李杨爱情故事能够流传下来，且创造了《长恨歌》经典，天宝乐工的传播居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