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姆》:帝国与殖民历史的交织——文学论文

    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 20世纪英国享有盛誉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35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4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儿童文学、随笔、回忆录等等，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在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尤以前期的印度题材作品最为出色，包括《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 ,1894）、《基姆》(Kim ,1901)等。1907年，吉卜林由于“卓越的观察能力、新颖的想象力、雄浑的思想内涵和杰出的叙事才能”而被瑞典科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小说《基姆》是吉卜林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美国著名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名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著作中，对吉卜林的小说《基姆》（Kim，1901）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分析，并给予这部小说以高度的评价：“《基姆》在鲁迪亚德·吉卜林的一生和事业中，乃至在英国文学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基姆》是吉卜林唯一经久不衰而且成熟的长篇小说。少年人喜欢他，成年人阅读它时也会怀有崇敬的心情和兴趣。”①赛义德将吉卜林这部小说文本置放在帝国和殖民的文化背景下，以其独具匠心的“对位、游牧式的” (contrapuntal and decentered)对位批评，努力恢复小说所遮蔽的印度被殖民这一历史面貌，还原“重叠的疆土,交织的历史”(overlapping territoris,intertwined histories)②。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里体现出经典小说的美学价值，为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小说《基姆》讲述的是印度的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孤儿基姆如何作为一个拉合尔当地人长大，以及后来与一个西藏喇嘛在印度游历，寻找传说中的“箭河”和进行“大游戏”的故事。这部小说是吉卜林花费心血最多数易其稿，前后历时10余年最终在英国完成的最后一部印度题材的小说。长篇小说《基姆》在1901年出版后立刻大受读者青睐，吉卜林被视为英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基姆》小说的成功使吉卜林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T.S.爱略特称《基姆》为“最成熟的印度题材作品、最伟大的小说”③。

     赛义德对小说《基姆》的解读是从吉卜林与康拉德的比较开始的。在赛义德的眼中，康拉德同吉卜林一样“能同样强有力地把帝国的经验当作主要题材”④来书写的“另一位风格大师”⑤。尽管两位作家在语调和风格上相当不同，但他们都把“英国海外活动的色彩、魅力与浪漫”⑥带给了英国读者。在赛义德看来，康拉德更具讽刺性、自觉意识和语言的模棱两可的技巧，然而“更早赢得读者的却是吉卜林”⑦。吉卜林最伟大的著作大多是关于印度的，而那是康拉德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在英国文学和思想中，涉及和写作关于印度题材的作家不计其数，吉卜林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赛义德指出，吉卜林不仅写印度，而且还属于印度，充分揭示了吉卜林同当时属于英帝国殖民地的印度之间的生活与精神关系。

    吉卜林1865年12月出生于印度孟买，吉卜林的父亲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John Lockwood Kipling）出生在约克郡，是一位陶瓷雕塑工艺设计师，曾在南坎辛登博物馆任职。母亲艾丽丝·麦克唐纳（Alice Macdonald）出生于牧师家庭，是位很有艺术修养的妇女。1865年，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接到印度孟买艺术学校的邀请和聘书，当年3月，这对新婚夫妇便远渡重洋来到孟买。约翰在孟买艺术学校任建筑雕塑学教授，后又迁居拉合尔，任拉合尔博物馆馆长。吉卜林非常喜欢写作，于是他父亲为他在拉合尔当地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工作，18岁时他已成为助理编辑。由于工作关系，吉卜林游遍了印度全国，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有相当的了解，也大大丰富了吉卜林的人生经历，使他熟悉了印度社会，接触到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无论是拉合尔的集市、鸦片、赌场、妓院还是奇异、肮脏、神秘的蚂蚁山都令吉卜林着迷。他和印度人生活在一起，他熟知当时印度人的习俗、语言和思维方式，可以与印度人自由交谈，这使得他能够真正了解、接受、观察并且深切理解印度。

    此时他的小说创作达到高峰，仅在1888年吉卜林出版了6部短篇小说。1889年吉卜林离开印度，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那里。然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吉卜林大多以他早年在印度的生活为元素进行其艺术创作。1900年后，吉卜林定居英国，他的小说《基姆》是居住在贝特曼（Bateman's）时完成的，1936 年1月18 日，吉卜林在伦敦因病去世，享年71岁。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的骨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吉卜林在英国接受教育，又长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对印度有着深厚的感情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许多作品都取材自印度。吉卜林的现实人生和文学生涯，折射了殖民帝国时期不列颠帝国与印度的双重社会文化语境。

    在全球化的今天，吉卜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人们对吉卜林的认识也开始出现了转变，那种以往将其视为帝国吹鼓手的观点开始为研究者所质疑和探讨。2002年，大卫·吉尔摩尔(David Gilmour)的传记《长长的退场诗：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帝国人生》(The Long Recessional: 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2002)⑧出版后，引起英美评论界强烈反响，该书试图为吉卜林头上的“帝国主义诗人”正名。 2004年2月，美国“现代图书馆”出版公司( The Modern Library )也推出了吉卜林代表作《吉姆》的最新版本，由印度作家、《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特约撰稿人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为其作序。在序言中，米什拉在对作品进行细读分析的基础之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新意的分析：小说讲述了出生于印度的爱尔兰孤儿吉姆在印度流浪，成长，逐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的故事。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斥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归根结底就是主人公吉姆，或者说作者吉卜林的英国自我和印度自我之间的矛盾。在米什拉分析中，吉姆面临的两难之境就是吉卜林自身生存景况的写照，矛盾重重不仅仅是吉卜林这部小说的结构特征，它实际上代表着吉卜林的思想和整个精神世界。

    在赛义德对位批评的眼光看来，这是对吉卜林小说的极大误读。赛义德指出，对于吉卜林所写的印度，首先必须把它看作一个被英国统治了300年之久的地域，同时还必须考虑印度以及帝国的历史因素，然后对其进行对位解读，还原其历史。15世纪欧洲开始了全球大探险之后，无数的航海家纷纷驶向大海，去寻找能够从地球的另一端到达富饶美丽的东方古国中国和印度。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支持下，首先完成了全球航行，经过大西洋，经麦哲伦海峡到太平洋，通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回到了欧洲。之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达伽马抵达了印度。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瓜分了世界东西半球率先成为了殖民帝国。之后，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经过了和法国和荷兰的战争，一举夺得了世界性的霸权。到1885年，英国的殖民地已遍布各大洲，以及几乎所有的海上战略要地，如开普顿、毛里求斯、马尔代夫、锡兰、马六甲、新加坡、马耳他等。此时无论从地域还是从人口看，英帝国势力范围在世界上都是最强大的。通过这种殖民征服、控制和管理，这些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与英国紧密联系了起来，完全在政治经济上成为了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英帝国在建立现实殖民帝国的同时，同样构筑了一个完整而成体系的文化帝国，英属印度的复杂多样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赛义德看来，吉卜林既是一位大艺术家，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基姆》产生在帝国的半正式时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个时代。无论怎样，在赛义德的对位阅读中，《基姆》仍然是“一部具有巨大美学价值的作品。”⑨赛义德认为有理由把吉卜林视为与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士、以及后来的乔治·艾略特、乔治·莫尔等不相上下的作家。

    然而，赛义德认为，如果有人把《基姆》仅仅当做一部一个男孩子的冒险故事，或者将它视为一幅生活内容丰富、详尽而可爱的印度全景图来看的话，事实上那就不是在阅读吉卜林所写的小说。赛义德认为，吉卜林的小说代表了帝国及其有意识的合法化，他持有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是明白无误的，正像康拉德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是明白无误的一样。他是大英帝国时期的作家，其作品肯定会受到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他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主义色彩。尽管如此，赛义德说，也不能简单地将《基姆》归类为帝国主义文学，或者将《基姆》指责为混乱的、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想象力的产物。

    在《基姆》小说中，吉卜林描写的主要人物之一克莱顿上校，是赛义德关注和分析的另一个人物。赛义德对克莱顿这个人物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小说《基姆》刻画的人间上帝，就是集人种学家、学者、士兵于一身的克莱顿上校。赛义德认为，克莱顿上校并非纯粹是吉卜林编造出来的人物，可以肯定这个人物是吉卜林根据他在印度旁遮普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赛义德认为有这样三个理由足以说明他的推论：

    首先，在小说中尽管克莱顿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然而克莱顿出场的时候并不多，他的性格也不如其他人物表现得那么充分；但是，只要克莱顿这个人物一出场，那他一定是“别人行动的参照系、一个谨慎事件的指挥者、一个具有力量值得尊重的人”。⑩ 

    其次，特别有意思的是，克莱顿既是一个殖民主义官员，又是一个学者。这种力量和智慧的结合，类似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创造的神秘莫测无所不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个人物，无论是柯南道尔还是吉卜林呈现给读者的人物都是这样一种形象，即他们所拥有的新经验成为一种准学术领域，这使他们并非正统的工作方式变得合理化。这样，殖民主义统治和犯罪侦查得到了尊敬，并获得了经典之作和化学科学的地位。有关印度的任何事物都会引起克莱顿的兴趣，因为所有有关印度的事情对他的统治来说都是重要的。对克莱顿来说，人种学与殖民主义之间不存在障碍。他把天才男孩基姆作为未来间谍的同时，也把他作为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对此赛义德指出，“吉卜林是最早揭示西方科学与政治力量在殖民地的作用，并揭示出科学与政治力量之间有着合乎逻辑的联系的小说家之一。”⑪

    再次，吉卜林把克莱顿作为人种学家而非别的，显然人类学家这个身份和角色是吉卜林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中，人类学在历史上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常常就土著的规矩与习俗向殖民主义统治者提出他们的建议。因其原因，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提到人类学时将它称之为“殖民主义的女仆”，由此可见人类学与殖民主义非同寻常的关系。克莱顿这个人物折射出吉卜林的观念：如果你不了解印度你就不能治理印度，而了解印度意味着你懂得它的运作方式。在《基姆》中，吉卜林表达了只要统治方式是对的，土著就能接受这样一个的观点，同时也描写了英国人和印度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和谐相处没有矛盾冲突的画面，吉卜林理想中的印度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它就像帝国在海外的一个部分。在吉卜林生活的时代，有关英帝国的理论被广泛地接受，那就是：英帝国不仅不同于罗马帝国，而且它因拥有强有力的秩序、法律体系而优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仅仅是依靠掠夺来获取利益的帝国。有关这些理论和观念，小说中的人物克莱顿上校似乎也非常熟悉和了解。当他与那些孟加拉人、穆斯林、阿富汗人和西藏人打交道时，他从不轻易流露和表现出轻视其信仰或忽略其差别的不良情绪和姿态。赛义德认为，吉卜林肯定非常满意他所塑造的克莱顿这个人物，他是那样地与众不同，那样出色。吉卜林将克莱顿上校视为一位科学家，他的专长就是在复杂的社会进行精细的运作，并非把他作为一个上校官僚或者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投机家进行描写。吉卜林将克莱顿作为一个理想的印度官员进行刻画、润色，赋予他极大的幽默感、超然的态度以及关心爱护他人的品德。赛义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克莱顿是英国力量几代人以来在印度人格化达到顶峰的人物代表。”⑫

    另外，赛义德将小说《基姆》建立在“地理”与“空间”基础上的松散结构与欧洲小说那种压抑、无情的“时间结构”也进行了一个对比分析。赛义德援引卢卡奇（Georg Lukacs）的《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 1920）中的观点首先对欧洲小说中的“时间”进行分析。赛义德认为，在与吉卜林同时代的欧洲小说中，时间往往扮演了一个个巨大的嘲讽者的角色，它将小说里的一个个主人公驱入到幻想甚至疯狂的深渊，时间毫不留情地向那些陷入幻想和疯狂境地的人们宣示，他们的幻想是毫无根据和徒劳可悲的。而《基姆》给你的印象则是时间钟情于你，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因素——印度空间的辽阔以及处于掌控地位的英国人，大大增强了阅读《基姆》时伴随而来的奇妙感觉。吉卜林将个人的意识、思想和感觉贯穿于整部小说，而他的手段是“地理”的：英国人重新占有印度，其目的是再次享有那广袤的地域，并且好在那里自由自在、生生不息。正如赛义德所说，凭借“地理”手段，“吉卜林就可以采取甚至连帝国主义也从未梦想过的方式拥有并享有印度”⑬。赛义德认为，吉卜林对印度地理的偏爱同加缪（Albert Camus）那些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故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那些故事同吉卜林的小说比起来几乎晚了半个世纪。赛义德以对位的眼光分析说，“对地理的偏爱描写，并不代表着信心，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却又不愿承认的不安”⑭。如果您真正属于一个地方，你无需反反复复地说个不停，更不必滔滔不绝，你根本不需要这样的表现，因为你就属于那个地方。这就像加缪《局外人》（The Stranger,1942）中的那些沉默的阿拉伯人，或康拉德《黑暗的心》小说中那个长着绒毛头发的黑人，或者《基姆》中的印度人一样。赛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殖民主义在地理上的占有却恰恰强调和要求这样明确的表现，这种强调正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它反复地向自己证明自己。”⑮

    赛义德认为，吉卜林对小说中“空间”和“地理”维度的把握，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而显得十分突出，而这一点恰恰表现出吉卜林不可小视的政治判断力。吉卜林似乎在说，印度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以这种轻松的、不可思议的和特别满意的方式来看待它；吉卜林有好像在说，尽管印度也是别人的，但最为重要的是，辽阔而多姿多彩的印度却牢牢地掌控在我们英国人手中。吉卜林是通过文学叙事把东方印度定型为浪漫化的客体，建立其作为他者的殖民地的文化经验。吉卜林笔下的作品描写了多个不同的印度，而小说《基姆》中的印度是最复杂的一个。吉卜林的《基姆》是以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吉卜林笔下的印度也是东方主义和帝国话语笼罩下的殖民地。有许多人谴责吉卜林，认为他的作品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吉卜林在对印度殖民地生活的描绘中，常表露出对殖民主义的支持，认为没有欧洲大国的帮助，印度等殖民地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表现。

    《基姆》这部小说发表于1901年，当时吉卜林已经离开印度。吉卜林借基姆这个人物写出了他自己对英帝国和印度所怀有的复杂矛盾的情感。小说中的基姆既是土著，又是殖民者；他既是爱尔兰人、英格兰人、同时也是印度人；他既是圣人西藏喇嘛的门徒，同时又是英国政府的间谍，基姆的身份不断变换。实际上，通过描写人世的无常和刻画基姆多变的性格，吉卜林真实和深刻地描绘出了大英帝国和印度的复杂性。另外，这部小说的形式上的松散结构，使得吉卜林游刃有余轻松自在地将他在印度的独特经历，以写意的风格呈现给读者。印度作为吉卜林的出生地和成长的国度，吉卜林在《基姆》中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充满温情地描写了印度的山水，习俗和印度的人民，这样的情景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

    在他们上方，高高在上的地方，地面突兀，直逼雪线，最后几片大胆的白桦林在从西到东连绵几百英里的雪线那里就像尺子划线一般齐整整地停住了。那上方，岩石以隆起的悬崖和地块的形态奋力钻出白色的浓雾。再往上就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亘古不变、只因阳光和云雾的喜怒哀乐而变幻不定的皑皑白雪。他们可以看到暴风雨肆虐时白雪蒙上一片模糊的污斑。他们站着往下看，森林竟变成了连绵数里的一片蓝绿色林海；森林下面有一个村落，四周稀疏散布着梯田和陡峭的牧场；在他们到过的这个村落的下方，一场雷雨正在发怒咆哮，一道一千二百英尺或一千五百英尺的斜坡通往一个润湿的山谷，小溪流在山谷里汇合成了年轻的萨特累季河的源头。⑯ 

    吉卜林为英国读者展示了作为英国最大的殖民地的异域风采，小说中一幅幅具有印度风情和东方魅力的描写画面，吸引了当时无数的英国读者，美妙的描写让人对印度的山山水水、民族习俗和印度人民充满了想象，吉卜林对他生活过的印度始终充满了美好而复杂的情感。应该说《基坶》是吉卜林小说中最富有浓郁民族色彩的作品。

    赛义德分析说，在吉卜林的这部作品中，既有关于帝国空间与帝国想象的殖民主义特征，同时也有对殖民主义者采取的一种理想化的塑造，以此构造出一个吉卜林心中理想的帝国空间，因此吉卜林的作品常常被视为帝国文学的范本。另一方面，吉卜林对印度土著的描写虽然仍有西方殖民文学的范式痕迹，然而由于他在印度出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吉卜林对印度始终饱含温情、美好和对帝国反思的因素，其文本始终存在着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赛义德进一步分析说，在小说中，吉卜林设计安排的英国控制印度的手段——“大游戏”，与基姆和印度融为一体的情节以及后来医治印度创伤的幻想具有一致性。赛义德指出，如果没有英帝国主义的存在，小说中这样的创意和描写技法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必须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积累的过程。

    十九世纪末印度独立之前，这个过程达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一方面是对印度的监视与控制，另一方面是对印度的细枝末节细微之处的热爱及执迷的关注。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掌控，另一方面是美学与心理上的愉悦，赛义德认为正是英帝国主义本身使其两者的重叠成为了可能，将大英帝国与典型的前殖民地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吉卜林本人似乎对此是心中有数，然而许多读者拒不接受这一令人恼怒甚至让人难堪的事实真相。显然，吉卜林不仅对英帝国主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对于历史上那个特定时刻的帝国主义也有其特殊的认识。一个被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揭露出来，那就是印度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就已存在了，而欧洲大国掠夺了印度的控制权。英国在印度最后阶段的扩张领土引起了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这次大起义加速了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 ，1526-1858）的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印度人民为挣脱英国的征服，为争取民族独立，以各种方式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赛义德进一步分析说，吉卜林选择了小说的形式和他的小说人物基姆，以此来描写他所热爱的印度然而却不能够正当拥有的印度——这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中心思想。但是 ，《基姆》肯定不是一部政治宣传品。赛义德指出，“我们可以把《基姆》看作是它那个历史时刻的伟大记录，也可以把它视为是通往1947年8月14-15日午夜时分⑰——那个非同寻常道路上的一个美学里程碑”⑱。

    赛义德从对位批评的视角，对吉卜林经典小说作品《吉姆》进行了具有独特视角的阐释。赛义德对吉卜林塑造的基姆、克莱顿两个主要人物、文本叙事结构、故事情节的设置，尤其是吉卜林对于空间、地理的把握、英帝国及印度殖民地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解读，以及将吉卜林《基姆》与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版本，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全新视角的对位批评实践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