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自传の小说》——文学论文

    《自传の小说》是台湾作家李昂的写的关于谢雪红的传记小说，它以女性视角揭开女性的自我身世，为女性正名。李昂在《自传の小说》序文中提到“我一直想找寻一种有别于过去编年史，事件陈述方式的政治小说写作，并试图探讨女性与权力，政治的书写关系”①她以小说的笔法将女性与政治结合，笔墨逸出历史与神话框架，在历史、政治、神话、源起等宏大叙事外建构一种女性话语。这部小说沿着时空顺序的主线：从日本占据时期到国民党政府迁台至中共文化大革命；文本透过中谢雪红一生的经历折射出历史的兴替和女性成长史。此小说探讨了女性、权力和政治的书写关系。

一、成长——父权制下的女性

    父权制下的女性成长艰难，革命中的女性也不例外。文本以三伯父作为父权社会的代表呈现台湾社会对谢雪红看法。小说一开始的谢雪红出自三伯父口中。“‘谢雪红’三个字是三伯父始自童小，即用来吓唬我的一个重要名词。”②在三伯父眼中，女人的利用价值除了生育外，就是女性的身体，女人须将贞节看得比命重要，“查某人生死事小，失节事大。自古烈妇节女，那个不是甘愿求死以全名节，不愿活着被污辱。查某人最重要的就是贞操，战乱时，特别可见一斑。”③三伯父将女性视为男性宗法制度中的附属地位，当男性尊严可能因女性失节而蒙羞时，宁可牺牲女性生命以成全男性尊严。因此对谢雪红逃离洪家做张树敏的姨太太的行为，为三伯父这位传统道德维护者无法见容。三伯父一向反对女人骑自行车，认为女人骑自行车不成体统，而据闻谢雪红是当时台中市内第一个骑脚踏车的女人。故三伯父对她是嗤之以鼻。谢雪红的行为在传统宗法中是被视为罪恶。“女人身上被指责为‘恶德’的品行未必就是绝对的邪恶的，之所以被指责为‘恶德’只是因为它表现了女人身上的‘男人气’”。④ 

    “狐狸精”是谢雪红的表征，她代表着美丽而妖媚的狐，谢雪红的美丽与妖媚是大家所公认的。她被卖为“媳妇仔”时是以高于别人一倍的价格嫁到夫家的，这拜她的美貌所赠。台湾南方有“狐狸精”而北方则是“魔神仔”的说法。魔神仔要修练千年才成，她有一张红唇，随时能化身为一个又一个绝世美女。但是“魔神仔”她们不需要男人，她们有自己玩乐的方式，而这种所谓玩乐的方式，即是将男人玩弄于股掌间，这也是三伯父以魔神仔来形容谢雪红的背后用意。而同样有能力操纵情势又拥有“移山倒海”神力的女子是“樊梨花”。樊梨花的能念咒及山海移位一样令人恐惧。 由“狐狸精”、“魔神仔”到能“移山倒海”的“樊梨花”，这三个女性妖媚的象征着男性无法捉摸和掌握的女性。此即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所提的“厌女症”。厌女症（misogyny）是女权主义批判男性中心文学常用的一个术语，指文学中歪曲、贬低妇女的形象，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的情绪或者主题。⑤从后世无数敷衍改编之作可知，以妖精形象出现的各种女性无疑形成了文学的厌女症传统。三伯父是父权男性的代表，谢雪红的能力才智已超越男性所能掌控，于是父权社会赋予她妖媚的神话，此仅张显了男性对于她的无可奈何及恐惧。

    谢雪红从事政治活动时也受到男权中心的诋毁，人们显然愿意接受一个幕后‘垂帘听政’的女人，对男人身边进‘谗言’的女人也无从防抗，但必得这女人仍在幕后。一走到幕前，各批评必将她万箭穿心而后快之。在谢雪红当上台湾共产党创始书记长的时候，人们对她的猜想是：“那‘私逃的细姨’必然有所有同。⑥由此可见，在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中，作为女性的谢雪红仍受到男权话语的诋毁和男权中心排斥。

二、正名——女性自我身份认同

    文本以谢雪红不断为自己正名的方式体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谢雪红以她 女性特质企图突破传统，冲破钳制于女性身上的桎梏。身在保守和传统社会中的谢雪红一直在寻找自主与独立，她从未拒绝自己的女性身份。文本中写到她处用自己的“第二性”身份寻求支援，并从中取得权力，获取她最终的目标，她是自我生命中的主角并每个在她生命中过渡的男性都成为重要的配角。谢雪红这一角色的展现不仅是政治上的强人，也是性别上的胜利者。

    谢雪红之所以变成革命领导者，也全出自于她的对女性命运、台湾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彻底觉悟，这种觉悟是她在社会经验中产生的。谢雪红十二岁时就为了父母的医药费及丧葬费而被卖为台中洪家“媳妇仔”，丈夫过逝是她脱离“媳妇仔”身份的好机会，于是她逃跑了，成为被张树敏带到日本的“细姨”。而“细姨”又是一个代表次等女性身份的名称。“媳妇仔”和“细姨”都是依附于男性的身份，于是她又一次选择逃离，此时的她完全了解自己需通过经济独立才能摆脱男性束缚。当她离开张树敏回到台湾，她到“胜家裁缝商会”接受训练获得经济独立，她对自己说“这个时候，我心中的理想是希望能做一个欧美式的职业妇女——据说那那种职业妇女依靠自己的劳动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免受男人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区性掌握自己的命运。”⑦“秋瑾是我最崇拜的女怀，她是我做人的榜样”⑧她是在秋瑾的身分背景上才确定了她自己。”⑨此时的谢雪红已明白自己要追求女性自主。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从实际政治运作中，学习到的第一法则职，是排位置。”⑩当她在争取位置时即发现身为女性的她，再如何的努力都不可能排在男人之上，于是她利用了身边听命于她的林木顺。“她还很快发现，她做给他人前人后的面子，还不全为他，也为自己的位置。‘水涨船高’，她在党内的人望，地位愈高，她能分享的也愈多。”⑪ 她是个具有才干的女人，同时又善利用自己作为女性的弱势地位，通过男性作为她的权力跳板。 

    谢雪红从不排斥自己身为女性的性别，面对困境尽力突破，处于政治漩涡中的谢雪红终其一生没有放弃过争权夺位的性格，从不以自己身为女人身份思考，反而当别人以性别来限制她时，谢雪红不正面反击，常随势而行，然后待机而动。当时的男党员仍以女性特质及女性性格评论谢雪红，这是谢雪红在政治中遇到的性别因境。就在这一次次的找到自己位置的过程中，这位二十六岁的女人，未受过正式教育最终却成了“台湾共产党创始书记长”。她以谢雪红的名字为自己于党内寻得位置。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回归祖国的同时，谢雪红在台湾成立了“人民协会”为人民组织工会，通过她精练的外交手法，党内的同志称呼她为“欧巴桑”，这个称呼代表着对她资历、辈份的尊敬，此时谢雪红成为“台湾人的‘欧巴桑’。”这个摆脱男人附属的称呼体现了她的地位与价值。之后在她不断努力下， 她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被称为“谢先生。”

三、命运——女性和台湾身份互喻

    文本还将女性命运和台湾身份命运互相隐喻指涉，拓宽了小说的表达层次。谢雪红一生经过日本占据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时期。 她穿越三个不同政权时代，历经入狱、通辑、整肃斗争。   “她一向知道自己出身再微寒，然她并不特别在意。同作为日本殖民下的‘亡国奴’，台湾人永远是次等人，次等里的一等或三等，她以为差别不大。”⑫革命运动的血在谢雪红身上流着，她认为面对革命才可化解被殖民的命运。

    C．T．莫汉蒂认为，妇女在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事实上是附属品，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世界妇女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作为“第二性”，女性是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话语中的异质存在。而作为第三世界的第二性，女性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在不同革命环境中，谢雪红不断感受到身为台湾人命运的无奈，台湾的命运无人帮助，台湾被忽略。身为当时的台湾人，总是处在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的处境上。在五卅惨案发生后，谢雪红看清楚了台湾人的处境，当时台湾就如同被买断的小妾一般，一纸合约就是定下了岛民的命运。台湾一连串命运的转折和被殖民人民的无所适从，背负着亡国奴以及台匪的名义，夹处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就如同谢雪红前半生的命运般波折。谢雪红的身份被一张张契约转卖，直到与没有婚约的林木顺交往才无需再以契约的方式来约定她的身份。然而在无契约状况下与林木顺间的情感，与有契约关系的张树敏相较，反而使谢雪红感到若感情真能银货两讫，两不相欠能更清楚彼此关系。

    《自传の小说》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权力/话语关系中的两性身体政治，从女性/女权角度对抗和消解男权对女性身体或欲望的压抑。这显示李昂在性议题的处理上不仅是针对社会变迁而改变。在社会更加资本化、物质化的情形下，身体的商品化操作及它所带给女性和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加上以女性形体象征台湾命运的描写，国族的转变才是李昂最想呈现出的一部分。这种手法拓展了文本的表达空间，使文本显现出丰富的层次来。但在重构台湾历史的主体性与重构女性的主体性合二为一的过程中，李昂的作品也走入了一个误区，失去了早期作品的中的细腻感与生命力，艺术性有所削弱。

注释：

①②③⑥⑦⑧⑨⑩⑪⑫李昂.自传の小说.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8, 18， 72， 151-152,36，100，102，150，151，101.

④⑤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