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危机”的中国媒体话语分析——以2012年《环球时报》社评为例

所谓“钓鱼岛问题”，是指中日之间围绕位于中国东海（日本称“东支那海”）从福建、台湾到琉球群岛航线上较为靠近台湾、以“钓鱼岛”为主岛之无人群岛的主权归属争执。1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被搁置处理的“钓鱼岛问题”反复发作。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纷繁的网络舆论环境要求主流媒体担负起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的历史责任。从《环球时报》在“2012年中日钓鱼岛危机”中的评论和报道来看，媒体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缺乏、责任意识不足等特征明显。本文以国际新闻报道和评论较为活跃的《环球时报》为例，进行话语分析。

一、“钓鱼岛危机”过程中《环球时报》社论基调的变化  

（一）日本媒体设置了中国媒体的议题

2012年的“国有化购岛”事件从年初就开始有迹象了。当时有冲绳县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声明，两艘中国渔政船赴钓鱼岛海域巡逻。接着，4月日本东京知事石原发起“购岛计划”，使得民间情绪不断高涨。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和抗议，表明了决不退让的坚定立场。

对此，《环球时报》评论称：“回击日本右翼，中国须很坚决。但我们要清楚，钓鱼岛之争最终比的是中日之间的耐力，而非一时喊口号的嗓门。其实日本方面不断搞极端动作，暴露的恰是它对与中国博弈越来越不自信。”2“对于石原所为大可不必紧张。一方面，石原策动‘买岛’丝毫改变不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反倒是给中国政府和人民敲响了捍卫领土主权的警钟。从另一方面看，外交属国权行为，绝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代行的。以区区东京都知事身份，根本不配与中国谈钓鱼岛问题。”3“原本对中国的强硬，并非出于其实际国家利益的真正强硬，它表现出来的更像是日本的软弱，即所谓‘外强中干’。”4

不难发现，彼时《环球时报》的社论似乎都在暗示国内不必对日本的举动过度担忧，未认清日本操纵和怂恿民间激化钓鱼岛矛盾的基本事实。实际上，日本已将搁置争议求共识的“钓鱼岛问题”转化为如何避免中日之间正面摩擦的议题。

中国媒体的议题被日媒所牵引，中国媒体这种脱离实际、抽象空洞的论调必然使日本更加蔑视因而加剧挑衅。

（二）中国媒体的示弱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2012 年7 月26 日的众议院答辩时直言:“如果周边国家在尖阁诸岛等日本领土和领海有不法行为，政府将毅然回应，包括在必要时动用自卫队。”5面对野田赤裸裸的军事对抗威胁，中国应该批判日本的战争论鼓吹违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取得国际政治伦理的有利地位。然而，中国媒体缺乏这种需要专业知识支撑的舆论生产和国际传播策略，竟然滑向了“强权有利论”的投机主义虚弱辩解。

2012年8月，俄、韩领导人先后登上与日本有领土争议的岛屿，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都分别属于俄、韩，而日本无所作为、陷于被动。对此，《环球时报》发表评论：“俄韩领导人先后高调登上与日本的争议领土，日本生气多，回击少，突显了领土争端中的一大现象：谁实际控制着争议领土，谁就主动有利，而且不大会考虑对方的感受。”6“中日之间钓鱼岛之争的总体地缘政治更复杂了，最突出的变数是日本受到俄韩挤压后，有可能把国内受伤的情绪往钓鱼岛上宣泄。”7

这一方面把国家间的领土主权斗争庸俗化地理解为“斗气”，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国无论如何也对日本“实际控制”的钓鱼岛难有作为的“认输哲学”。殊不知，中日钓鱼岛问题的由来与性质不同于日俄、日韩之间的领土争端。我们与其指责这种论调消极有害，不如重视其所暴露的问题：中国媒体对国际关系史一知半解。

（三）中国媒体对日态度暧昧

2012年解放军举行海上军事演习，《环球时报》的评论也强硬起来，称“解放军海上演习是对日本的回答”“日本近来对岛屿争端的态度越来越激烈，不断把钓鱼岛之争朝军事对抗的预期里推。无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想向国民展示强硬，还是他们想吓唬中国人，他们都在擦东亚一根很危险的火柴。”8

然而，在2012年9月10日，日本内阁推出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的方案，证明中国的抗议、军事演习、民众示威的无效。此时，《环球时报》社论又回到了“无奈论”：“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被动处境，由于日本‘实际控制’着钓鱼岛，对围绕该岛做什么事情有着中方没有的主动性。只要钓鱼岛这种控制局面不改变，日方在某个时候突然发动挑衅并刺激我们的可能性就将始终存在。因此，中国这项对日斗争必须以改变钓鱼岛的控制格局为长远目标。愤怒、发狠都没有用，树立并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才是中国人的志气。” 

这种前后态度暧昧不清的论调，显然是回避现实问题，以空洞的“中国崛起论”给国内民众以精神安慰。

（四）中国媒体话语莫衷一是

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实现常态化巡航，中国海监编队也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活动的日方船只实施驱离措施。《环球时报》评论认为这是“中国阶段性的胜利”，说：“这距中国彻底拿回钓鱼岛的管理权当然还有很远的距离，但中国的进展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气焰，迫使日本从咄咄逼人转入守势和退势，日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中国对钓鱼岛的新姿态。” 

然而，在日本自卫队出动战机对中国海监飞机“拦截”的时候，《环球时报》又评论称：“中国政府有必要针对钓鱼岛局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做好预案。中国民众对国家真实的军事力量了解不多，蔑视‘小日本’的情绪在扩大。”所谓呼吁中国政府“做好预案”，实际上流露着不安和胆怯的情绪。

很显然，《环球时报》论调的变化反映了其立场莫衷一是的特征：中国政府有看起来比较强硬的行动就跟风夸大事实，而遇到日本的强硬行动就流露软弱。   

二、从《环球时报》看中国媒体话语特征

媒体构成了国家政策思想和国民意见表达对话的最前线，决定着公共理性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这相应地对媒体的专业素质、责任意识和实证精神有着一定要求。“钓鱼岛危机”的发生，可以说是对中国媒体话语能力的一种检阅，为新闻传播学实证研究中国媒体话语状况提供了反省经验教训的机会。

（一）传播伦理自觉和新闻专业精神不够

在日本东京都推出“购岛计划”时，媒体以“极少数政客的闹剧”“日本的战略焦虑”给予评论，这是由于被日本舆论诱导、日本的谋略没有得到正确分析所致。媒体既是国内共识过程的媒介，也是国际传播的主渠道，必须具有客观理性、平等对话的基本伦理觉悟和新闻专业精神。尤其是在“实际占领”的意义上论说日本“实际控制”，与日韩、日俄岛屿争议混为一谈，暴露了媒体基本知识的欠缺甚至是不懂装懂的道德缺陷。这种状况不仅误导国内民众，也难免使国家处于国际传播和话语权竞争的被动境地，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有效性。因此，中国媒体应虚心学习、研究问题，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话语能力。

（二）缺乏责任意识

媒体作为舆论生产和信息传播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受众传达准确的信息、发表有事实根据的国家利益和公共价值诉求，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在“钓鱼岛危机”发展之际，中日两国举行海洋事务磋商会议，两国达成了“同意通过海洋事务磋商机制增进信任、管控矛盾、处理问题”的共识。

媒体评论认为，这是日本的示弱，其实这种磋商恰恰是日本成功地把“钓鱼岛危机”议程从“搁置争议求共识”转化为“军事对抗论”。以软弱、强硬评论“钓鱼岛问题”，既是对真相事实判断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是非价值判断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不负责任。

（三）缺乏实证精神

媒体的使命在于追究真相，而不是预言未来。在“钓鱼岛危机”深化之际，《环球时报》社论虽然并不把握“钓鱼岛危机”前线对峙的真实情形，却轻言中国的“阶段性胜利”，断定日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中国对钓鱼岛的“新姿态”，结果在遇到日方强硬的军事对抗后就难以自处，使自身的话语逻辑陷入矛盾。

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今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媒体的反省和转型不可回避。只有全面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研究能力，才能承担媒体的民族国家责任和应对全球化的时代挑战。

注释：

1刘建平. 意识形态帝国原理：战后东亚的国际传播与地区秩序[A]. 雷跃捷,陈卫星,黄点林.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第一辑）[C].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01):60

2东京花钱买不到钓鱼岛主权[N].环球时报, 2012-4-18(14)

3募捐“买岛”是日本的闹剧[N].环球时报, 2012-5-2（14）

4日本对华强硬其实露出了软弱[N].环球时报, 2012-4-18（14）

5蒋立峰.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J]. 日本学刊, 2012(05):46

6谨防日本从俄韩受气往钓鱼岛撒[N].环球时报, 2012-8-11（14）

7日本若出狠招，中国应坚决报复[N].环球时报, 2012-8-14（14）

8解放军海上演习是对日本的回答[N].环球时报, 2012-8-2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