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管窥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新时期，而文学作为一种人类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形式也随之活跃了起来。脱离了“文革”时期的话语束缚，在这一时期内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放，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除了小说、诗歌等领域佳作频出之外，报告文学也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作报告文学逐渐成熟的阶段，在六十年代，人们对于报告文学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人们常常在报端见到其以“通讯”、“速写”等名出现，然而在新时期，随着整个国家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无疑是在时效性和生动性上反映社会问题、国家发展的最优文体，因而吸引了大量新闻工作者、文学作家投身其中。而徐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尤其善于反映知识分子这一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群体在新时期获得解放，勇攀科学高峰的事件，撰写了《地质之光》等报告文学作品，为新时期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出了示范性的作用。在徐迟之后，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报告文学热。可以说是徐迟引领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写作审美风尚。而最能体现徐迟报告文学审美特点的则莫过于《哥德巴赫猜想》。

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此时的文艺工作者所面对的既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又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强烈的建设祖国，恢复生产的社会责任感。而报告文学所要起的作用就是配合在“拨乱反正”的政治思潮，为文坛吹进一股新风，同时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不同岗位上人们为祖国进行奋斗的真实事例，以起到一个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写于1977年的9月，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严格来说，这篇文章诞生于新时期的黎明之时，它的出现和成功也正说明了徐迟是一位充满敏锐观察力的作家，能够极好地把握时代的需要，能顺应当时的思潮。

在《哥德巴赫猜想》猜想中，徐迟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陈景润之所以是一个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人物，是在于他是为革命，为人民，为国家钻研科学知识的。经过长期的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压制，七十年代的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在世界处于落后的位置，一切都需要奋起直追。为了提升一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中多次强调了中国某些科学领域领先于世界的事例，如中国古代有《周髀》和《孙子算经》，明代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比德国人早一千多年，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提到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数学家早四百多年等等，在这样的铺垫下，陈景润的数学成就或许在应用上并没有多大作用，但是在为国争光方面，当然也是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意义的。除了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陈景润做到了外国人做不到的事情，英国数学家写信给陈景润夸奖他“移动了群山”以外，文中也提到了陈景润在圆内整点问题等领域中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进了外国科学家的结果，而且在撰写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长文时，陈景润没有国外先进的计算机，硬是靠手写计算写出了长达两百多页的论文。

其次，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不仅突出了陈景润在业务上的“专”，还强调了陈景润在政治上的“红”。又红又专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语汇。事实上对于陈景润本人来说，由于过于沉浸在数学的海洋中，连日常生活他都无暇处理好，对于政治他显然是更为隔膜的，然而文中却一定要提及陈景润的“国民党坏，共产党好”的政治信念以及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等领导人对他的关爱：“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辉煌贡献。……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出党的恩惠温暖。冲击对于他好象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他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象钢铁一样坚硬！今后，可以信得过，他不会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继续改造。”数学家的逻辑成为了徐迟用以表现陈景润政治正确的论据。这并非是徐迟对政治的刻意迎合，而应该说是一种对“四人帮”反感的本能流露。

二、诗化的叙事语言

综观徐迟的其他报告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其在文笔中充斥着一股壮志豪情，这是与他本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分不开的，这也是其热衷于选择知识分子来做表现对象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的，并不如同时期的另一大报告文学的重要题材体育文学中的运动健儿那样容易吸引广大群众的注意，但是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他们在奋斗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品格是不在运动员、教练员之下的，徐迟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很有必要将他们的工作介绍给读者，然而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具体研究事业对于读者来说又是深奥晦涩的，如何把这些转换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于徐迟来说既是一个考验，同时也意味着他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徐迟善于采用诗化的语言。本身陈景润所从事的数论研究工作就是自然基础学科中十分复杂难懂，且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学科，而报告文学要面对的又是长期处于“文革”的文化荒漠中的民众，徐迟采取了一种诗歌一样的叙述方式。例如在形容陈景润的论文时，徐迟写道：“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对于完全不了解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猜想的读者来说，单纯从这几行字中，也能感受到一种美感。报告文学虽然是立足于事实的，但是它允许作者有一定的主观发挥，可以添加一定的感情色彩，徐迟显然是将这一点运用到了极致。他用优美的辞藻和排比句淋漓尽致渲染陈景润的数学成果，让读者也不禁对陈景润肃然起敬。

三、极具特色的细节把握

如前所述，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运用了大量华丽优美的诗化语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徐迟并没有在全篇都使用这样的抒情方式，那无疑会使得文章沦为单纯的千篇一律的政治鼓动传单，徐迟在抒情中杂以叙事，以叙事带动抒情，在叙事中采用的则是小说式的笔法，对于能体现人物性格特点的细节做了很好的把握。

文章所塑造的陈景润形象是鲜活的，而没有同期报告文学作品中很容易出现的人物“高、大、全”脸谱化的毛病。在徐迟的笔下，陈景润并不是一个完人，徐迟详细地介绍了他幼年的经历，指出他是一个敏感、早熟的人，甚至十分神经质，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迫害使他一心逃避在数学研究中，最后成为了一个在常人眼中颇有些古怪的人物。例如，当李书记来看望他时，他总是语无伦次地重复一些话，如“不好不好”“不要不要”，表现出一种对外界的恐惧以及极度不擅长与人交流的弱点。在李书记给他送来水果以后，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跟人家说这是头一次有人给他送水果，甚至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也在喃喃自语这些话，还会端详装水果的塑料袋。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无疑是十分不可爱的，然而这却恰恰是陈景润的“可爱”之处，这些缺陷反衬了他在数学上的才华，正因为他完全不是一个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他才能将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到数学研究当中。徐迟的这种描写，无疑使陈景润的形象立体了很多。

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显示，仅在1978年，全国各报刊就发表了两百七十余篇报告文学，可谓是一下从“通讯”的附庸变成了“大国”。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激励所导致的。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是它的意义更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堪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篇之作，其思想内涵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声春雷，是文学界解放思想的响亮号角。从文中，今天的读者可以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科学家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的那份情操，还可以感受到在长期以来政治高压的禁锢下噤声许久的文学工作者们发自肺腑的强烈呐喊热情，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学复苏的蓬勃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杨晓帆.历史重释与“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想象——重读《哥德巴赫猜想》[J].文艺争鸣,2013(4):20-28.

[2] 周明.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J].人民文学,2008(1):108-112.

[3] 尹均生.人间春雷 文苑奇葩——解读《哥德巴赫猜想》兼论诗体化风格[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24-26+55.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