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的运用与解读——以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为例

    叙述化的（不）可靠性是文本创作的特征之一，作为一种虚拟的文本范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般都肩负两种责任：传达作者的真实意思；另一方面乔装打扮对故事或人物进行主观加工形成不可信的话语。这就需要读者不能简单顺从或相信叙述者而要有自己的见解，挖掘出掩盖于文本表层下的真实意义。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即为“成为叙述界研究‘中心话题’” ［1］的“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这一理论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韦恩·布斯提出。他认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 ［2］布斯认为如果叙述者在思想规范、价值取向与隐含作者达成一致，那他是可靠的，否则便是不可靠的，当读者发现叙述者话语的不可靠时，文本便会产生反讽效果。修辞法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费伦将不可靠叙述从两个层面扩展到三大轴并细化出六种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 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修辞性方法聚焦于叙述者、隐含作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发展式互动，从而使作品产生反讽效果。认知方法的代表人物雅克比和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有着不同的观点。在纽宁看来，“不可靠叙述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阅读策略。”［3］他们一致认为读者规范高于隐含作者的规范，因此，在认知方法的不可靠叙述判断标准中，文本规范已变成了读者规范。

    在不可靠叙述这一问题上，修辞法和认知法都具有片面性，因此“在分析作品时，若能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就能对不可靠叙述产生的各种语用效果达到较为全面的了解。” ［4］本文拟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为例，对文中不可靠叙述的运用和解读进行分析。

    《喧哗与骚动》讲述了康普生一家在退势的南方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夹缝中进退维谷而逐渐没落的故事。福克纳在这篇小说中采用了多角度叙述方法，让三兄弟班吉、昆丁和杰生以第一人称视角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通过黑人女佣迪尔西以全能视角串联起整个故事。

    第一人称的选择在文学作品创作中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甚至是那些最缄默的叙述者，一旦把自己作为‘我’来提时，……与创造他的隐含作者往往根本不同”。［2］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所带来的极大反讽和张力，许多著名作品都频频出现了或靠近或偏离（隐含）作者的“我”。《喧哗与骚动》的叙述者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都是以“我”的身份进行故事情节的建构，由于他们自身的情感意识和对某些场合或事情的缺席，读者不禁怀疑：他们的话能都相信吗？在得知凯蒂失贞之后，昆丁告诉父亲他与凯蒂发生了乱伦之事：“我犯了乱伦罪我说父亲啊是我干的不是达尔顿·爱密斯”。这儿的“我”可靠吗？读者通过后面会发现“我”是不可靠的，完全远离了隐含作者的规范。这里的不可靠叙述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解读：第一，从文本的内部层面上，昆丁向父亲承认“我当初害怕这样做我害怕她会同意”，昆丁在事实∕事件轴做了错误的报道；第二，从（隐含）作者的规范层面上，福克纳及他创造的“第二自我”眼中的昆丁是狭隘胆小且视家庭荣誉为生命的人，虽然与凯蒂有特殊的超越兄妹的关系但不会做出乱伦之事，其实这里只是昆丁的幻想而已，想以此减少甚至是逃避因凯蒂失贞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从这个层面上，他在价值∕判断轴上做了错误的判断；第三，从读者的规范层面上，根据认知法，一个叙述者的（不）可靠除了取决于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还与读者的阅读范式有关。一个有正常家庭伦理和社会价值伦理观的人都会认为昆丁在此时是不可靠的。福克纳正是通过昆丁这一人物形象的描述达到一种不可靠的叙述效果：读者在隐含作者、叙述者以及人物意图之间扑簌迷离的关系中难以辨析文本中真实的声音，以此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和巨大的文本叙述张力。

    费伦注重研究叙事的动态进程，认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动态变化的。昆丁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总是不可靠的，在他叙述的后半部分向父亲承认他不敢做时，他又是可靠的，对事实做了充分的报道，也从幻想中醒悟过来，从而在价值轴上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福克纳通过描写昆丁与凯蒂不正常的关系批判了产生这种关系的社会传统和家庭，以此探索人性的弱点，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历史和传统分量。昆丁从不可靠到可靠，先将一些重要的场面和原因掩藏起来，再进一步将其揭开，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和神秘性，这正是福克纳的一贯手法。

    费伦在论述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时，区分了“我”在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两个层次上的不同作用，而且这两种功能在叙事进程中是时而分离时而重合的。费伦对第一人称“我”的人物和叙述者两种身份的研究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把握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喧哗与骚动》中杰生在叙述母亲对小昆丁的态度时说：“得了，您是管不了，您真管得了吗？您从来也不想办法约束约束她。”杰生作为故事人物极其自私、刻薄，和（隐含）作者及其读者的规范都是相悖的，此层面上他是不可靠的；但作为叙述者，他对母亲的评价是客观的，丝毫没有受到他性格的影响，此层面上，他是可靠的。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是分离的。福克纳通过分离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展示了杰生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提升了杰生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

    我国学者申丹认为：费伦仅关注“我”在共时层面上的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其实第一人称“我”在回顾性的叙述中，其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是具有时间差距的。［4］在解读这篇小说时读者也会发现类似的不可靠叙述。例如下面的一个片段：“她倒允许吉拉德和我来往，因为我总算是天生高贵，投胎时投在梅逊—迪克逊线以南。”这句话里的“我”（昆丁）总算是天生高贵与康普生家族没落的现实是矛盾的，是不可靠的叙述。其实康普生家族在昆丁父亲时期就已经衰败，逐渐沦落为“一座破败的房子，一个黑人女佣和她的小外孙”。“我”作为叙述者自然明白这一点，只不过借用了当年作为人物的“我”的视角，而这两种身份在历时上的距离导致了“我”在叙述正在经历的事情时出现了偏差。或许存在这种可能：叙述者无意违背（隐含）作者的写作初衷，只不过暂时采用这种叙事策略达到某种修辞目的。“我”在文本中是一个沉迷于家族荣誉而胆小、不能承担重任的人，处于传统和变革、幻想与现实的双重夹击中，最终只能以自杀来逃避。“高尚”一词尤其与“贱胚”（“我”描述凯蒂时用的一个词）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冲突，映照出“我”作为叙述者的茫然和痛苦以及作为人物对旧秩序的偏执。更为讽刺的是，读者只有在（隐含）作者创造的几个叙述者设置的重重弥彰中，一步一步地揭开所有真相之后，才能彻底把握此处“我”的不可靠叙述，而由此带来的叙事效果也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处于新旧两种秩序夹缝中挣扎的旧南方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

    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是造成文本不可靠性的主要因素，国内外的叙述学者大都聚焦于此。但“叙述层面上人物的眼光也可造成叙述话语的不可靠”。［3］叙述者（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借助于他人视角对事物做出不可靠的叙述，这对人物的刻画极其重要。比如杰生带着小昆丁与凯蒂见面时的片段：“‘抽鞭子呀，明克。’我说，于是明克狠狠地往马身上抽了一下，我们像一辆救火车似的从她身边冲了过去。”这里的“我”为杰生，出于对凯蒂极端的憎恨和报复，他根本不可能把自己视为“救火者”去拯救凯蒂，更不愿让凯蒂与小坤丁见面。其实“我”是借用了凯蒂的眼光去叙述，凯蒂的缺席使她无法直接表达自己在这种场合下的意识，读者便可以在“我”的叙述中通过凯蒂的眼光直接和她交流，从而感知她此时想要见到女儿的急切心理，杰生便是她的“救火车”。由于凯蒂的眼光在叙述层上对读者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我”叙述的不可靠性。值得注意的是，借用人物眼光在叙述层上会产生两种极具张力和反讽之效果：“我”作为人物进行了不可靠的报道和判断，“救火车”是凯蒂的心理认知并非杰生的；作为叙述者，“我”如实地叙述了凯蒂目前的意识，又是可靠的。由此人物和叙述者透过人物眼光达到了高度重合，读者可能难以发现这种极为隐蔽的叙述陷阱，等幡然醒悟时，小说就会产生反讽，而文本的主题也得到了丰富和加强。

    综上所述，不可靠叙述是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读者在文本中互动的叙事过程，而且是循环变化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它对深化作品主题、刻画人物形象都是不可或缺的。《喧哗与骚动》可以说是不可靠叙述的典范之作。福克纳运用第一人称叙述，通过康普生三个儿子的内心独白和迪尔西的全知阐述制造了种种障碍，而小说的主题便在读者解读和识破各种不可靠叙述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和加深。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