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白创作风格的新转型——以《北去来辞》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一个人的战争》成为林白被定义为“私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代表的重要标识。而其后的《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等作品创作倾向逐步转变，呈现出努力回归社会、投入现实的感观。

2013年林白的新作《北去来辞》是其创作转型历程中的一大步。一方面，林白继续“向外转”，由自我天地走向社会公共空间。另一方面，林白也为人物葆有超现实主义的幻想空间，其自身也在兼容现实的过程中成长。这一写作历程的转折是林白对于私密体验所带来的社会疏离感、现实力量的匮乏等问题的反思，也是对于自我的突破。  

一、植根于社会图景的叙事

社会图景的融入是林白由重视“小我”变为关注“大我”、从“私语化”走向“公众化”的尝试之一。

在叙事手法上，《北去来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我与另一自我的纵向性对话，但更为凸显的是自我与世界的横向性联接，倾听来自于大地的声音。对此，《北去来辞》在叙述场域方面主要做了两点拓展，一是性别视角下人物的和谐共融，二是城乡场景的结合。

在林白前期的创作中，男性往往被置于边缘。如《一个人的战争》中的男船员、《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的男教师以及《致命的飞翔》中的秃头男人，他们多是面目模糊的他者形象，或是扁平化的拙劣人性代表。在男性不足以满足女性的异性期待的同时，女性以“镜像性自恋”置换两性爱恋，以“女性秘史”冲破男性叙事的覆盖。对于女性自我认同的强调实质上是以疏离、回避的姿态表述男女的二元对立状态。

这一状态在《万物花开》得到缓和，大头以男性身份叙述并参与女性欲望的释放，但仍是在女性启蒙下行动、成长的懵懂个体。《北去来辞》更进一步，在显现男性性格多重性的同时以对男性在世际遇、精神处境的剖析体现男性关怀倾向。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共融，林白从“纯粹的女性表意方式”[1]中跳脱出来，以海纳之态对待经验体系中性别话语权的平衡问题。这也是林白创作关注点由性别抗争转向人间气象的体现。

同时，在叙述场景方面，相较于《妇女闲聊录》等作品，《北去来辞》的联接范围更为广阔、联接对象更为明确。前者选择乡村作为叙述场，通过对乡村——这一鲜少为“私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关注的图景的瞩目，开拓新的叙述空间。《北去来辞》则是对于开拓的一次整合，以城乡场景的结合在都市的现代性注入民间社会质朴、坚实的生命力量。

最终林白又对两个拓展面进行又一次整合。人物在以男性/女性区分的同时，也以各异的身份活跃在多个场域，除却都市/乡村，亦有首都/边城、国内/国际。多重场景在纷繁的人物线中有序叠合，正是对真实社会的错综性的体察。

《北去来辞》将女性文学带到了更广阔的场域中，自我反观的同时探究人性中带有普遍价值的问题，由个体的自恋上升到社会中的个体存在方式的探寻。较之专注于个体生命体验的隐秘叙事，植根于社会图景的叙事其经验共享的普适性意味更为浓厚。

二、“爬地长”或“向上飙”——安顿自我仍需“土壤”

在《北去来辞》的尾声，对于旷野中的百草，林白做出这样的描绘：

有的喜欢爬地长，有的呢，喜欢向上飙——它们生逢其时。

“爬地长”与“向上飙”的迥异契合了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轨迹选择，前者匍匐于大地，后者期冀于“飞翔”。因此，林白在阐述创作初衷时表示自己在试图探寻不同人在剧变的时代安顿自己的方式。[2]

银禾是其中泥土气息较重的人物，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其生存状态，银禾却扎根泥土，在生活琐碎中自得其乐，在多舛命途中安然自立。

海红虽是“向上飙”的代表，但高呼“日常生活是臭大粪”的她终难斩断现实世界的羁绊。生命的孕育暂停了海红对现实的驱逐，母性的复苏也稳定了这一实感联系。同时，圭宁县城、外婆家、陆安乡村与其幼年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暗示超现实主义者在现实土壤中成长。最终，海红在寻父与返乡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并由此找到安顿自我的土壤，得以“返回这个世界”。

对于雨喜和陈青铜，二者分别与“爬地长”与“向上飙”存在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陈青铜虽与海红共有在现实的土地上腾云驾雾的想法，但忠于行动的他最终选择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照，用艺术的方式挖掘生活表象下的真实境遇。陈青铜的枝叶呈现“向上飙”的姿态，但根却在土壤中蟠虬交错。

作为银禾的女儿，雨喜继承了母亲的生存技巧。但雨喜借助民间社会的智慧与胆识在现实世界中跌撞前行的同时，内心也在对“逆风飞扬”的假想中徜徉。“逆风飞扬”作为雨喜对于想象之我的塑造，也是其试图“向上飙”的代言者。

面对作品中交错难判的“爬地长”与“向上飙”，一方面，不同生存状态的并包体现了林白对于不同个体生命抉择的宽容态度。另一方面，紧紧扎根于大地的银禾、希冀“向上飙”但最终复返于根的海红、在“向上飙”过程中以抓紧土壤为前提的雨喜和陈青铜，无不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无论是“爬地长”或“向上飙”，安顿自我仍需要现实的“土壤”。

三、从多米到海红——关于林白自我成长与生命突围的记录

作为“记忆型作家”，回望是林白写作的基本姿态。[3]转型过程中的林白仍没有放弃“内书写”，其创作走向与生命感悟紧密交织。从多米到海红的转变正是对林白生命突围历程的记录。

从多米到海红是林白一次跨越，这一跨越主要是针对林白的创作生命而言的。将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从主流叙事中释放出来是“私人化写作”的显著特点，但同时也面临着个人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比例与效果的考量。边缘化的个体生命体验是否具有真实而永恒的价值？有限的生命经历能否支撑起多样的人物与多彩的体验？

林白也未能规避这一困境，其笔下人物一度出现形象特质的重合。《致命的飞翔》由《一个人的战争》派生出来，《说吧，房间》由《致命的飞翔》脱胎而来。[4]无论是多米、朱凉还是穿月白绸衣的女人甚至是海红，作为林白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在她们身上仍能抽取出一幅共性画像，同时与林白个人的实感经验存在对照性。

但海红以其始终“在行进途中”的姿态冲破了这一共性。她没有止于一个 “古怪女人”的逃离与自我恋，而是继续行走，饱尝在世的不易。对人物的“难为”是林白发现并正视人的现实生活境遇的阐发，以及“承担更多深入认知生活和人类命运的责任” [5]的尝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在创作中的消隐，由逃离现实之自我到行在途中之自我的跨越正是将对生命走向的体认付诸创作的体现。

同时，从多米到林白也是林白的一次自我救赎。林白在《北去来辞》的后记中写道：

我竭尽所能，要让海红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实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真确？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

林白曾臆想成为鼠类，以期“远离怪诞、恐怖的人的世界”。[6]而写作方式的调整，使林白走出“一个人的房间”， 走向自然，走向田埂，在与底层人民的交流中“开眼看世界”，逐渐体悟到真实世界之于个体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另一方面，林白在将草野的声音付诸笔端的过程中也通过人物释放自己对于现实的恐惧感。林白对《说吧，房间》的解读中提及：“我把这件事放在我小说主人公头上，是为了缓解我的恐惧”。 [7]如同少年维特替歌德拿起了自灭的枪，海红高昂理想却在现实中跌打得遍体鳞伤的经历在隐喻林白曾经的现实疏离感的同时，也是林白试图破除我执的努力与挣扎 。林白借海红的行进，逐渐消弭对于世界的恐惧。因此，当海红寻到“石子崭崭如新的路面”时，林白也双脚落地、走向开阔。

不同于《妇女闲聊录》中隐退作家主体、将话语权全权交给被采访者的写作方式，林白在《北去来辞》中融合了自我反省与实感经验，与主线人物一同成长。尽管林白并不认同这是自传作品，也不认同海红是自己的影子，但林白在写作中仍保留了对于个人经验的借鉴，当然经历了现实的筛选的，并非独行者的自言自说。

上世纪90年代，在《致命的飞翔》发表之后，陈晓明先生提出“在生活的尽头，林白将向何处去”的命题。这一命题不仅是针对林白，也是对于“私人化写作”以及“集体想象关系解体后的九十年代文学”[8]的走向的追问。林白的转型正是对于这一命题的回应。林白将个体的生存经验融入社会话语，由社会立场审视自我，进行女性自我心灵剖析与社会历史反思的自觉性融合。[9]在女性隐秘的个体生存空间中打开一条通往真实世界的路，带着“自我”走向开阔。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