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文化转译

    在文化转译的概念下，跨语际实践的可能性，可以得到不断拓展，不再仅是停留于不同语言与文本之间的翻译行为，还可以在多重历史、政治、文化等关系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场域里，进行更有深度，更具实践性的转译行为。这种转译可以跨越同质的语言与文本的限制，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拓展，例如视觉语言与视觉文化。
    如果在翻译与视觉文化之间，透过跨语际实践的方式，建立某种联系，其效果往往是令人惊奇的。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有两个艺术家的创作，都曾在国际上产生过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其创作的主体思路，依然延续了跨语际实践的可能性，并持续发挥着作用。这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徐冰，一位是谷文达。
    艺术家徐冰早年以装置作品《天书》《鬼打墙》闻名艺术界，1990年旅美之后，面对陌生的文化环境，开始创作《新英文书法》。《新英文书法》的创作主旨，是将中文与英文进行混合使用，以中文方块字的框架结构，填充英文的单词内容。每一个英文单词（由多个字母组成），被按照中文方块字的构造方法，以中文书法的书写形式，将每个字母以偏旁部首的形式重新进行组合，最终将整个单词中的所有字母，填充成一个具有汉字结构特征的“方块字”。
    这种再造的“方块字”，是徐冰有意为之的一种文化转译行为，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有趣的阅读障碍。对于一个母语为中文，或者学习过中文的人来说，这种再造的“方块字”虽然具有汉字的典型特征，却没有办法用既定的语言经验读出其发音，或理解其字义。而对于母语为英语，或学习过英文的人来说，在初次接触时，会对中文方块字的结构产生距离感与陌生感。而一旦了解徐冰创造这些“新英文书法”所遵循的创作规律，便可以很轻松地进入，没有障碍地完成对于字义的解读。
两种文字，通过文化转译的行为，各自脱离原有的语境，而在对方的语境中重新生成，或部分生成新的语义，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跨语际实践。徐冰透过“新英文书法”，模拟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看似融合、实则对抗的尴尬现实。
    如果说徐冰的《新英文书法》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可能性，那么，谷文达的装置作品《碑林——唐诗后著》③，则更加验证了文化转译，是如何通过艺术家的智慧，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甚至揭示所谓文化交流的本质。当然，徐冰与谷文达两人均有旅居海外的背景，对于西方系统以及自我身份的双重认知，也是促使两人能够不约而同选择文化转译作为作品突破口的重要原因。
    谷文达自1993年至2005年，历时12年的巨型装置《碑林——唐诗后著》，展现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转译的方法。艺术家的具体创作步骤如下：1.将汉语的唐诗翻译（通过意译）成英语唐诗。2.将唐诗的英文译本再翻译（通过音译）回汉语并组成汉语后唐诗。3.将汉语后唐诗翻译（通过意译）成英语后唐诗。4.将英语后唐诗刻制成碑林。谷文达透过《碑林——唐诗后著》，揭示了正在演变中的当代史进程，从“文化的异化”到“文化的反异化”，最终“互相异化”的过程，作品以碑林的方式进行呈现，强调了将文化转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的方法，作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构建之后，所凸显出的一种“纪念碑”式的作用。
    这让笔者想到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否也存在如此的境遇。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西学渐进，但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是否真正适合西学的发展？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相对于“西方”这一概念，被臆想出来与之对应的所谓“东方”，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主权的主观想象。但这种想象是否成立，或者说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东方”一词本身的语义模糊，以及后殖民理论中，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甚少，都从侧面印证了警惕的必要性。
    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从来未曾停止过。冷战之后，对抗以更加温和的形式继续着，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在视觉文化领域，老牌的国际综合类视觉展览，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艺术界的竞技场所，这也是为什么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坚持要设立国家馆的原因所在。
    对于当代艺术的本质而言，是典型的西方意识主导下的视觉游戏。英语语系的硬件要求，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构架下的艺术批评系统，美术馆、基金会、艺术博览会、画廊等艺术运营系统，无不强调其帝国化的本质特点。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性是否存在，其核心价值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先生很早就提出“春卷”论，即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永远是属于配菜的春卷。这不是悲观的论调，而是西方艺术系统在看待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时，其猎奇心理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