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语境下的写作——论北村小说的人物塑造-文学论文

基督教文化重视的是“灵魂”，关注的是灵魂不朽，强调的是个体灵魂的拯救，这种以个体灵魂为关注焦点的灵魂观念，把作者的价值取向，情感心理，人生态度，以及思维模式皆导向了以神人关系为基础的个体灵魂超越。这种一对一的神与人的关系，引导人关注更多的是神对“我”的爱，神对“我”的挑选，以及“我”对神的爱的纯洁性。体现在北村的创作中，则形成其小说注重个体形象的塑造和注重人物心理描写的倾向。因此，北村的笔下的主人公多是独具个性的“孤独者”形象。这些“孤独者”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也即追寻自我和追寻上帝的人物形象（这两类形象又常常是合一的，因为追寻自我常常是在追寻上帝中实现的，反之亦然）这两类人物形象几乎贯穿小说的始终。李百义在追寻上帝，陈步森也在追寻上帝；超尘、青果她们又在追寻自我；小兵则在追寻上帝中实现了自我，超越了自我。这些追寻自我与追寻上帝的个体本位的“孤独”形象，通常处于孤立的情境中，注重的是个体行为及内心的描写。具体而言也可以分为两个倾向：一是注重灵魂救赎的个体外在行为的描写；二是注重内心的探寻和灵魂的思辨。《我和上帝有个约》主要描写的是陈步森去寻求救赎的历程，《愤怒》中记叙的是李百义行善赎罪与感恩的历程；苏起云则是在神圣的爱的引导下走上了信仰之路。而《伤逝》中的超尘，《淌水的东西》中的青果则更注重的是内心的探寻和灵魂的思辨。他们皆在“孤独”的探寻中走向上帝，超越自我。北村小说如此个体本位的“孤独”形象，过于关注个体的灵魂，他人的关系就显得无足轻重。因此他们也就常常在一种“孤立”的情境中自省、反思。
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其终极关怀的价值指向在于神的观照下的个人。而这一关怀指向形成了北村小说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事态度，作者重视人物的个体价值和个人权利，有利于小说人物的个性发展与自我的实现。然而文本中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必然将这些人物引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冲突，使得这些人无法与别人交流，他们或特立独行，行为乖戾，或我行我素，恶贯满盈。对于读者而言，则难以走进人物的内心里去。因此，有人指出北村小说的人物设置“将阴暗面放大，推到极端”，作为一个诗人，达特用拳头代替诗说话，成天在校闶打架、追女孩，最后以极端的行式成全了自己和李文的同性之爱；身为建筑设计师的孔成，用诗歌代替绘画，设计了一座臆想中的王国，莫名杀死七个人之后畏罪自杀。人们在对上帝的敬畏与仰望之中效法基督，由此而形成了爱己爱人的博爱精神。然而这一充满神性的关怀的基础是人必须完全信靠于神，依附于神，也即神的必定在场。意味着如果没有神圣者的在场，没有神的关怀，人感受不到神性的圣爱，也就无法摆脱恶的纠缠。因此，一旦上帝不在了，在自我中心的怪圈里，就加剧了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无论是《玻璃》还是《孔成的生活》，作者要反映的皆是人我关系的断裂，道德信仰的缺失的生存状态。它引发的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感与幻灭感，以及失去信仰所无所依存的精神危机，一种末日世界的恐慌状态。这种上帝不在场则终极关怀欠缺的现象，一方面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基督教信仰所要求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基督教文化关注个体自我的情感和追求在神爱之中的永恒荣耀的价值观念，因此北村的小说常常不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人生与世间的各种关系、解释人的命运、评价人的善恶好坏，而是以一种形而上的体验，进行罪与忏悔的思考，对自我和人类的行为进行反思。因此，有批评家认为其小说“人物迷糊，七上八下，神志不清”，“偶然性东两多了”，“没有遵循常人惯常逻辑来构筑情节”等等。究其缘由，是北村从基督教的超越性的视角审视人生，对社会进行理性的思考，而传统的中国小说则更多是从世俗视角关注社会，因此北村的小说缺少这种真实感性的现实精神。在作家的文本中表现出来，必然会引起争议。例如《张生的婚姻》，张生与小柳走到结婚登记所，无由来的就不打结婚证了，既非变故也非两人不相爱了。有评论家从“信”的角度给出阐释，认为“性质的罪是先于行为的罪，性质的罪才是根本的罪。”从神性的角度将看似偶然性的事件给了其必然的逻辑。而对于读者而言这实在是一种难以跨越的信仰鸿沟。北村认为“小说中获得神格必经由一个独在的形式，这个形式将不属于传统，也将不属于别一种走向终极的艺术形式，它只属于一种独《和唯一的关于真实的文学观念。这个形式将不进入任何普遍的美学范畴。也就是说，在一种终极价值到实践文本之间，不存在美学的层次。”

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直面相遇，当有神语境与无神语境相遇，基督教文化精神对于中国文学建设有怎样的借鉴？北村的创作给了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对于当代文坛，北村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是唯一公开表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作家，最为重要的是，正是北村把基督教文化从知识资源变成了完完全全的个人信仰资源，在创作上彻底摒弃以前中国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宗教修辞”策略，把基督教文化在文本中的隐性言说变成了显性。北村的出现，表明了汉语思想和基督教文化语境有了一个可对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