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深度如何开掘-艺术论文

　经典改编已然成为当下舞台和影视创作中的一种潮流。由于改编者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生活阅历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对同一经典母题的处理，也会出现相去甚远的理解，“赵氏孤儿”题材的不同改编，就是典型的个案。2003年，戏曲舞台上曾涌现出“孤儿热”，三台不同的“孤儿戏”同时上演；2010年，陈凯歌又将《赵氏孤儿》搬上银幕，掀起一阵热潮。以“人性”为突破口，关注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戏曲、话剧、电影改编所体现的共同的人文关怀和价值理念。但是，同样是关注“人”“人性”，却出现了多个“赵氏孤儿”，这不仅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化的价值观，也给我们提出了“经典作品如何现代演绎”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

　　这几部改编的“孤儿戏”中，由河南豫剧二团排演的豫剧《程婴救孤》和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都将着力点用在了程婴这个关键人物身上，通过对其行为和心理的阐释来诠释“人性”深度，但是它们刻画出来的程婴形象的文化内涵却大相径庭，这两部作品以对人性的不同阐释，展现了不同的价值立场、文化理念。

　　“赵氏孤儿”故事有着从“历史事实”到“文学经典”的演变过程。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是后来“孤儿戏”的重要蓝本和情节依据。元杂剧的基本情节如下：春秋时期晋国忠臣赵盾受到大将军屠岸贾谗言陷害，赵家三百多口被全部诛杀，仅留下赵朔的儿子赵氏孤儿。赵家门客中有个叫程婴的义士，危难之际将亲生儿子顶替赵孤受死，并忍辱负重养大赵孤。16年后，赵孤明白真相，杀死屠岸贾，实现复仇，报答程婴。元杂剧突出的是“忠义”和“复仇”的主题，赞颂了程婴“舍生取义”的“义士”精神，但最后“大团圆”的结尾无疑削减了戏剧的悲剧精神。同时，“忠义”这一传统伦理道德中被标举的道德标准，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它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立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超越原剧中极力彰显的“忠义”观，凸显掩藏其中的被牺牲的个体生命价值，是今天的改编者首先面对的问题。

　　“孤儿戏”的改编，“程婴舍子”和“赵孤复仇”都是两个关键环节。程婴的“忠义”精神和作品蕴含的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寓意正是通过这两个关键情节实现的。豫剧《程婴救孤》和电影《赵氏孤儿》，也同样围绕着“救孤—换孤—育孤—复仇”这条主线结构故事，但是在“舍子”和“复仇”这两个关键点上，显然有着新的阐释。

　　无论是豫剧还是电影，都非常自觉地将程婴作为全剧的核心来塑造，但因为对“程婴舍子”这个关键情节的行为动机不同演绎，程婴的形象也迥然不同。豫剧舍去了展示屠岸贾和赵家矛盾的场景，将屠岸贾屠杀赵家的原因用字幕加以解释，紧接着就是屠岸贾屠杀赵家三百多口的悲惨场景。而后，程婴急匆匆赴宫中救赵孤：“想我程婴不过是个草泽医人，身受赵家垂青常在府上走动，耳闻目睹深知赵家七世忠良名不虚传，只因屠贼蛊惑国君寻欢作乐不理朝政，赵丞相看透了屠贼独霸朝政的窃国之心，为社稷为黎民冒死直谏，奸臣屠岸贾残害忠良将赵家三百余口俱以斩尽杀绝……”①剧中程婴的身份由赵家的门客变为草泽医人，之所以自告奋勇冒死救孤，除了蒙受“赵家垂青”的感恩心理，更重要的是几代忠良惨遭灭门的愤怒，对奸贼祸国殃民的反抗精神。这使程婴的行为超越了个人报恩的“忠义”色彩而升华到民族大义的高度，接下来的“舍子救孤”行为有了崇高的内涵。

　　《程婴救孤》“运用一切必要的艺术手段来充分表现程婴在救孤过程中的心理历程和情感历程，包括一切人物和情节的设置都必须围绕着程婴这条主线、这个中心来运行”②。豫剧设置了诸多情节来呈现程婴的内心痛苦：屠岸贾府中遭受彩凤姑娘的误解和怒骂、儿子惊哥儿和好友公孙杵臼被杀害于眼前的痛苦和无奈、众人唾骂委身屠府忍辱求生的心理折磨、真相大白后被魏降和公主不分青红皂白的毒打……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磨难，无一不强化了程婴的英雄主义精神，成就了作品的悲剧品格。程婴身上呈现出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正气、信义、坚忍、顽强的民族精神，包含了对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的赞颂和认可。

　　相较之下，电影《赵氏孤儿》消解了程婴“舍子救孤”的大义精神和崇高内涵，将其处理为一个被历史漩涡裹挟中的无奈之举：程婴的身份同样不是赵家的门客，而是一个与赵家没有任何关系的草民医生。他因为赵朔夫人庄姬把脉而和孤儿的命运有了牵连。庄姬在屠岸贾将赵家灭门后生下婴儿，以自杀阻止了韩厥带走赵孤，并央求程婴将孤儿交给公孙杵臼。程婴将孤儿带到家里，不想又被妻子交给来搜捕婴儿的官兵，而自己的孩子成为屠岸贾要找的赵孤。程婴将妻子儿子送往公孙杵臼处，阴错阳差被屠岸贾搜出摔死，妻子也被官兵杀害。这一切都在说明程婴救孤并不是自告奋勇的主动之举，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行为。电影充斥了许多巧妙的小细节来使程婴救孤“水到渠成”：程妻坐月子要喝鱼汤，程婴为庄姬把脉将鱼丢在赵府门口，韩厥奉命取了孤儿后因不小心踩到鱼而抛出婴儿。电影竭尽全力为程婴救孤行为寻找合乎情理的解释，让观众相信这个“一个人如何舍弃自己亲生孩子”的故事。在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叙述中，“人”的形象复杂了，“英雄”的形象却坍塌了，同时消失的还有“赵氏孤儿”故事原型中一直张扬的“舍生取义”的悲剧美感。

　　不仅如此，电影还消解了元杂剧中“忠奸对立”的模式。影片淡化了赵盾的忠臣形象，并有意突出了屠岸贾在赵家父子的挑衅面前的隐忍和愤怒。赵氏父子的飞扬跋扈以及让人厌恶的骄纵、晋国国君的疯癫和昏庸，似乎都在昭示着屠岸贾屠杀赵家的理由和人性动机。同时，电影中不惜长时段描述赵孤在屠府的成长过程，这大大增强了屠岸贾身上的“人性化”色彩。这样的改编的确使人物形象显示出复杂性，但对于“忠义”主题的呈现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也使得程婴救孤的行为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道主义命题，无法升华到“为国为民”“惩恶扬善”的高度。如此一来，“赵氏孤儿”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