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艺术论文

　电影是文化的一个鲜明符号，它是一门可以容纳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艺术。电影音乐诞生于20世纪初，是专门为配合影片而创作编配的、体现影片艺术构思和主题的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烘托影片的艺术气氛、戏剧冲突和抒情表意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21世纪的到来，电影行业开始刮起了强劲的“民族风”，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电影都在彰显出一个文化特点：民族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理念如果能始终贯穿在中国的电影作品创作中，那么对于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重大意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深深植根于丰厚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中，汲取独特深厚的民族文化养料，推动中国的文化品牌的创新和发展，是我们今后电影发展之趋势和广大电影工作者奋斗的方向。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地域文化传统都深深地影响着它。而它作为中国电影音乐的重要构成元素和呈现方式，对于体现中国电影音乐独特的文化价值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开始踏上了一条探索电影音乐民族化的道路。时至今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产精品电影在国际影坛上的频频获奖，带着鲜明中国文化符号和民族烙印的电影音乐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象。这些流传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方言、不同乐器演唱演奏的民歌、民族器乐等不仅是电影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成为那些带有文化猎奇心理的西方人了解和走近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媒介。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电影市场，如何创出一条适合自己又不乏生命力的电影之路，敏锐勤奋的中国电影人们已经通过近年来已获得较好国际口碑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总结出了明晰的结论——以民族性为基石，以大众化为导向，借助西方人关注我们的东风，自成一派，打上“中国制造”的标签。

　　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界中，雷振邦谱写的电影歌曲多达100余首，包括《刘三姐》《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芦笙恋歌》《花好月圆》《吉鸿昌》《小字辈》《赤橙黄绿青蓝紫》等40余部影片的音乐作品。在我国银幕上诞生了大量形象鲜明、优美抒情，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并散发着扑鼻的生活芬芳、地域风情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风格独特，脍炙人口，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其中一些经典影片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青春多美好》等直到现在还广为传唱。

　　在新时期的电影音乐创作界中，赵季平先后为《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变脸》《孔繁森》等电影作曲。在赵季平的电影音乐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原始的民族音乐素材直接运用到作品中。从而把作品植于观众心里并产生广泛的共鸣，使观众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赵季平的民族化音乐，绝不是几个民族的乐器，几句民族的唱腔，而是借以通过民族乐器、民族素材、民族的手法创作出的表现民族心理和民族风貌的作品，紧紧抓住了影片的魂，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而其中最根本的缘由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和浓浓的民族情结。他是“一手伸向民族，一手伸向现代”，而他自己则认为“要走向世界，不写出中国味不行”。

　　在作品中，他大量使用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民间唱腔唱调，如信天游、陕北小调、京剧唱腔、苏州评弹、秦腔唱腔等，这些原本平淡无味的小调融入电影中，增加了电影本身的内在情怀，抒发了淳朴真挚的民族心理。在电影《黄土地》中，他使用了大量源于陕北民歌中的“信天游”，本身“信天游”就产于黄土高原，因此二者的结合就无形中更加深了人们对黄土地那千沟万壑、连绵起伏、黄土漫天的感情。在《秋菊打官司》影片中没有一句歌词和配乐，只出现了四次一段秦腔小调“哎，走啦。”但对于这部以纪实为主要风格的电影来说，这简单的几句吆喝，不但恰如其分，更有点睛之妙，把秋菊的率真、执拗和不服输的个性揭示得淋漓尽致。总之赵季平在电影中创作的唱腔唱调绝不是随意而为的采纳，而是有着独立性的表现电影情感和人物性格的工具，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精髓，也体现了它独具风格的民族性。

　　近年来《卧虎藏龙》《英雄》等影片,使得一位华裔音乐家谭盾的名字一夜之间蜚声国际。这位年轻有为的作曲家从学生时代就创作了十几部电影音乐，在中国，恐怕也只有谭盾有这样的经历。他的音乐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寻找的状态，音乐的风格也主要是从中国的民族音乐中寻找题材，进行变化和扩展。真正使谭盾在电影音乐尽情发挥“民族风”的经历是他与李安合作的电影《卧虎藏龙》。2001年,谭盾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电影节最佳音乐奖,这是中国电影音乐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大奖，也代表着长期以来以西方电影音乐占主导的奥斯卡评奖首次明确肯定了东方风格。《卧虎藏龙》音乐的旋律充满了民族性。整体音乐旋律塑造了一种清淡朴素统一的感觉，没有繁杂的和声和配器，整部音乐就和影片一样呈现出一种“很深的寂静”。这也是谭盾借助电影原声音乐对中国人传统人性的一次剖析和注目，是对中国人人生的理解和感悟，这音乐气息中透出的伤感就如同是对背负着太多压力的中国人的人生发出的一声叹息。影片中虽然频繁出现大提琴的旋律和音色，但是在影片的传达语言中，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出西洋乐器带来的西洋味道，相反我们从背景音乐中感受到拨弦乐器阮、拉弦乐器二胡和马头琴带来的古朴深沉苍凉的东方气息。尤其是主题曲《卧虎藏龙》在著名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如泣如诉的精彩演绎中,使我们感受到一股深邃的东方传统文化气息。

　　电影《十面埋伏》中,张艺谋为使作品有国际范,邀请了曾多次在国际上屡获作曲大奖的日本作曲家梅茂林来操刀。梅林茂是亚洲影坛知名配乐工作者，十余年来先后为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黎妙雪的《恋之风景》等电影作品谱写配乐。这位被东方音乐深深熏陶的音乐人,把他从中国古乐中汲取的音乐元素准确生动地运用到这部电影的原声配乐中,使影片的艺术魅力极为震撼。在《十面埋伏》中，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琵琶独奏曲的部分。它直接引用了中国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的旋律，是整部影片的高潮之处。《十面埋伏》是一首著名的大型琵琶曲，气势雄伟激昂，艺术形象鲜明。是琵琶武曲的顶峰之作，这首乐曲是根据公元前202年楚汉两方在垓下(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进行决战时，汉军设下十面埋伏的阵法，从而彻底击败楚军，迫使项羽自刎乌江这一历史事实加以集中概括谱写而成的。这首古曲在影片中的应用可以说是绝妙传达了张艺谋导演在“埋伏”上的电影主题。十面埋伏,实际上又指的影片人物和情节中蕴涵的重重埋伏。另外琵琶曲在影片的一开始就隆重登场,伴随着婉转曼妙的琵琶声,一片嬉笑调情场面拉开了乐坊里男欢女爱的序幕,若有若无的琵琶曲很好地渲染了乐坊纸醉金迷的奢侈糜烂生活。在《十面埋伏》中,中国民族乐器琵琶充分发挥了它婉约抒情性强的音色演奏特点,完美诠释了影片神秘、悲凉而又缱绻优美的基调。除了《十面埋伏》中琵琶的精彩演绎之外，其他民族乐器比如吹管乐器笙、唢呐等也在中国电影音乐中扮演了重头戏。在影片《红高粱》中，“野合”一场戏，作曲家赵季平采用“团音”的写法，四支低音笙和三十支唢呐齐奏，伙同一面大鼓的伴奏，发出强烈的震撼，有铺天盖地之感，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感情烘托得轰轰烈烈，表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与生命力。在《菊豆》中，赵季平又以陕西古乐埙，来制造大杂院里的阴森的恐怖气氛，为整部影片渗透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他曾说：“埙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力，它在这里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其复杂的人性以及那种对性充满渴望同时又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微妙情绪。”

　　除了民间的唱腔唱调、民族器乐，戏曲也是“民族风”在中国电影中的重要元素。中国戏曲在写意的特征下有其特有的审美品性，也是整个东方艺术的特性。作为东方艺术的一分子，中国电影在第五代之前还很难看到这种特色，反被日本的黑泽明捷足先登，在他的影片《乱》中，重“意”的思想得到了全面贯彻，唯美的形式化的摄影与美术把影片变成了一出大戏曲，并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常演不衰。中国电影在第五代时注意到了戏曲的魅力，所以出现了像《红高粱》《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戏曲味道浓厚的作品。在《霸王别姬》的影片中，通过运用戏曲元素来表现京剧，因此在此片中，戏曲配乐本身就担任着多重的角色和身份。首先，他是影片中必不可少的情节，无论张国荣饰演的蝶衣还是他师兄小楼在影片中都有大段的京剧唱段，因此它首先是构成影片情节的因素；其次它更成为人物命运的哲理化旋律，当旋律响起时，主人公的命运虽发生了许多不同的变化，但却都与京剧有难以割舍的联系。
　　毋庸置疑，“民族风”已经成为中国电影鲜明的标志性的风格元素，在中国电影的舞台上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和价值。

　　它树立了中国特色。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同时也是国际艺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我国的电影音乐作曲家应基于民族音乐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创作，力图使中国电影传达出东方神韵，以独特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舞台上。

　　它蕴含着民族精神。电影音乐作为电影的构成因素，更多的不是表现一种形式，而是传达一种内涵深厚的民族精神。音乐作用于人心，通过音乐美使观众获得一种美好的情感上的共鸣，并且通过这种浸润其中的意蕴内涵使得观众获得不可磨灭的印象，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是能够彰显民族精神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中国电影文化延续了一百年,如何保持属于东方人特有的精神和情感是一直以来几代电影人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商业化，可以说是电影的生存之道，但它绝不是电影的目的。 我们在迎合市场追求票房的同时，不要忘了只有保持和彰显独特的文化个性才能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之路。让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不断推动中国电影越走越宽、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