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色-文学论文

最近拜读了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严本〕，颇有 一种眼前一亮的新颖感、厚重感、扎实感和深刻感；它不仅为文学史的重构提供 了新鲜的经验和值得参照的书写范式，并且提出一些应该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学术 问题。严本是大部头的有开拓性的文学史，诚然显见的特色很多，不过最耀目的 两大特色却是它的创新性与本体性。
综合以观，严本创新性的呈现方式大致是：以包容性的学术视野发掘新史 料，此其一。严本编著者超越了党派、阶级、民族的界限，以毫无局限或偏见的 包容性视野去搜求、洞察和发现尚未被发现或者已发现并未写进文学史的新史 料，通过去伪存真地选择和整理，将其纳入文学史书写的框架结构，这既充实丰 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又改变了以往对文学史格局所形成的一些习见。 由于从新发掘的史料中钩沉出陈季同于1877年至1891年间出使欧洲以法文创作并 发表的小说《黄衫客传奇》和剧本《英勇的爱》，并以此为佐证，将中国现代文 学的开端由1917年推进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①，向前追溯了27年之多， 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的学科格局。抗战及四十年代文学，重新发 掘出的史料或早已发现并未引起治史者重视的史料相当多，丰富了文学史的信 息，增进新的书写内涵，不只是为冯至设计了两节也为师陀的小说立了专节，特 别是“南北呼应的新古典主义诗潮”更是新拓的内容；因为第十五章、十六章、 十七章这三节发掘并运用了大量新史料，既使抗战文学的审美品味充盈浓郁又使 抗战文学的艺术风貌发生变异。从多维度探寻新史识并形成新见解，此其二。所谓“史识”是从史料中探 究出的合乎规律的思想，由史料而升华出的逻辑结论；对于文学史书写来说“史 识”就是灵魂，只有史料而无史识构不成文学史，没有新史识只有新史料也构不创新性与本体性成创新型文学史，即使不增加新史料若能从已占有史料中发现新史识，也能构成 创新性文学史。翻开严本文学史，新史识随处可见，有的是从新史料中洞见的新 史识，有的则是从习见的史料中探寻的新史识；不论新史料或已有史料，只要进 入严本书写主体的视野中总能从不同的维度或层面发现新思想，并给出新的判断 或新的结论：或从原创文本中发现出新意蕴新思想，如《黄衫客传奇》这篇小说 由三个维面切入，则透析出现代性特征及其美学意义；或从文学运动形态的勾勒 中洞察出新史识，如通过对维新文学变革的叙述获得了它“构造了新文学殿堂” 的结论②，新文学即现代化文学，这表明文学改良运动早于五四文学革命就初步 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或从作家其人其文的联结中考察出新思想，黄遵宪专节 颇有新意，主要体现于“转换”这个新见解上，即黄诗推动了传统诗歌向现代诗 歌转换③；或从文学思潮的梳理中形成新史见，如对1949年文学思潮的宏观考察 发现海峡两岸形成两个政治化的文学战线及其政治型的文学新范式④，这是以前 文学史书写未曾见过的新概括；或从文学流派的归结中而纳进新作家或者给出 新命名，以见新史识的睿智，如二十年代社会剖析派小说将叶紫也列为重要成 员⑤，四十年代九叶诗派更名为“新生代”⑥，等等。选取新角度对文学作品作出新阐释给出新评价，此其三。这是严本文学史 最给力的创新点。这里只择取一些重点解读的文本略加考察，足见严本的创新 性大多是从对文学作品的精读中彰显出来的。解读李伯元的谴责小说《官场现 形记》，是这样突现其创新之处的：较之“以往士大夫暴露黑暗，揭出民瘼，是 向皇帝大臣上书，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而"《官场现行记》却是倒过来，向 普通老百姓揭露官场的黑暗，体现了近代的‘公众化’，诉诸舆论”⑦。这是颇 新意的比较性分析。鲁迅第一篇新体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千百次被解读，对表 现的“吃人”主题弓I起不少争议，而严本对“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则给出这样的阐释：“这里的‘吃人’，并非真指吃人肉，其意义远比揭露吃人 肉要深广得多。肉体上被吃掉，这毕竟是少数人的遭遇，而且其行为的野蛮性容 易被人们认识；凝聚在‘三纲’中的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思想毒害，则吞噬了 千千万万人，而它的野蛮和危害反不易被察觉。”⑧这是符合文本应有内涵的阐 释，既不过度发挥也不胡乱联系，而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广度则贴切地开掘出来， 给人以启示性的想像。解读茅盾《子夜》不再把吴荪甫纳入“民族资产阶级两 面性”这个机械阶级论框架里加以分析，而是从作品具体描写出发，分析出一个 民族资本家的复杂人性，所引出的结论是：“形象的描写往往会超越理性思考 的范围，所以小说中的吴荪甫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性格，而且是一个悲剧英 雄。”③这是从人性的高度肯定了吴荪甫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一反过去那种贬抑或否定性的评价，给《子夜》及其吴荪甫一个公正合理的定位。老舍的名篇 《骆驼祥子》的重新解读，并不认为祥子的“堕落”与其性格展示是通过“三起 三落”买车过程的描写，乃是通过祥子与虎妞之间的情感纠结关系呈现出来，不 仅指出小说表现出“一种身体崇拜和力的崇拜的意识”，而且作出这样的评判： “老舍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对社会的认识有着他特殊的方式和途径，《骆驼祥 子》中含有风月宝鉴的色戒的成分，就如同《红楼梦》里风月宝鉴不断演示美女 与骷髅的交替一样，最终要揭示出‘色便是空’的大结局。”⑩如此鲜活的比喻 所形成的冲击力，不能不引发读者对《骆驼祥子》新的认知和新的追询。将四十 年代冯至《十四行诗集》解释为“真实的存在者”的体验与诗@，把艾青抗战爆 发前后的诗歌概括为“一个丰富博大的‘诗歌世界’ ”而其美学特征则是“诗的 ‘现代中国’总体形象的塑造” @，以及对张爱玲小说的“反传奇的传奇”的艺 术营造的具体剖解，都是从深切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中而提炼出的真知灼见， 分析之精细，思路之缜密，生发出一种逼人的逻辑力量。对五六十年代杨朔、 余光中散文的“诗意”的解读既深刻又辩证；特别是对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 学”、“新生代诗”的解读而作出的结论既有新意也有说服力，即“不是回归笼 统的文化传统，不是简单的‘反文化’，而是通过召唤边缘的、最贴近骨肉和渗 透到饮食起居、处世待人方式中的民间文化，摆脱当代文学的想象陈规和西方现 代主义的美学时尚，让文学获得‘真人生’的亲近感与想象的自由，这才是80年 代中期以‘寻根文学’、‘新生代诗’为代表的文学思潮的要义”；虽然有些文 学作品走上偏锋，“但它从叙事抒情观点和想象方式上改变了延续几十年的当 代文学模式：把以改造社会为目标、作为社会动员力量的文学，转变成了一种 从人的关怀与美学关怀出发想象世界的文学”。@等等，不一而足。正是从文 学作品解读中闪烁出思想亮点，凝成一串串发光的明珠点缀于文学史话语系统 之中，方使严本的创新度格外耀眼。若说创新性是严本文学史的生命所在和重要特色，那么本体性也是严本文 学的显豁特征；这两大特征相互辉映，方显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的 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系列文本中的独有价值和史学意义。“回到文学本体研究文学 或书写文学史”是新时期开始不久文学评论或研究界就叫响的口号，并且以自觉 的理性认识来引导文学评论或文学史书写的具体实践，已发表或出版了不少本体 色彩浓淡不一的现代文学评论或研究成果；不过相比较而言，严本文学史的本体 性却显得异常突出，它为恢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本体面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性与本体性有效的实验。所谓文学史的本体性，这里是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 不只承认文学的特质是其文学性或审美性，也承认文学的演变有自身的规律性， 并形成了独立或特异的审美文学系统；虽然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外在的系统 或背景或语境所提供的条件，但是这些客观条件能否转化为文学生成或演化的内 在动力，关键取决于文学本身是不是吸纳它或接受它，所以文学自身的内在机制 才是其发生或成长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以说，“回到文学本身来评论文学或书 写文学史”，就是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这是对文学本体性和独立系统及其 自身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文学史本来面目的洞察。严本文学史既尊重文学的本体 性又力图通过内部研究的深化来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特质、规律及其本真面 貌，这就增强了文学史的本体性特色。其主要呈现方式有：一是尽量淡化政治背景或弱化文化语境，努力探寻文学自身生成和演变的 轨迹，以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立系统和本体面影。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 学与政治自始至终结下不解之缘，而文学又是文化的重要一翼和载体，若是过多 地强调叙写政治或文化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或者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决定与被 决定的关系，那就有可能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成政治型文学史或者文化型文学 史，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是有这方面教训的。严本文学史完全摆脱了政治 化文学史书写的模式，也远离了文化型文学史书写的规范，多方探求并建构本体 型文学史的书写范式。仅从全书上中下三册的34章165节的设计来看，不论章标 题或节标题没有一个纯政治化的与纯文化的，即使个别题目上偶而出现政治或文 化这样字眼也是与文学潮流、文学作家、文学作品等联系在一起；这种“去政治 化”或“去文化化”的追求并非否认政治或文化与文学的已然关系，而只是“淡 化”或“弱化”了政治或文化的背景或语境，旨在凸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本体 性。就文学史内涵来说，与政治或文化联系最紧密的应是晚清文学改良、五四文 学革命、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十年 文学、80年代文学等；而严本既没有对这些历史区段文学的政治背景作详尽的描 述更没有对其文化思潮进行具体铺陈，即使写到政治或文化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切 入而略写之。五四文学革命是伴随着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思潮而兴起的，而严本则 淡化了文化思潮的描写只是从原始资料入手理清了白话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 学等的真实生成轨迹，并以其取得的实绩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实现了中国文学 从古典到现代的全面飞跃” @，从而揭示出五四文学的本体真相。书写80年代文 学转型的第二节从“独白时代”向“复调时代”的过渡，既没有写思想解放运动 崛起的政治文化思潮和理性启蒙思潮的强大推动作用，也没有写外引的非理性存 在主义文化思潮对“过渡”的催化作用，而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创作是怎样由现实主义的“独白时代”向多种创作方法并用的“复调时代”转变，以 揭示文学本身的内在变化。这表明“去政治化”或“去文化化”，是为了更真切 地彰显文学史被政治或文化潮流遮蔽的本体。二是严本的章节设置、社团流派安排或作家作品定位，都是以文学成就高 低或审美品质优劣为标准的，这体现出主编和参编者坚持文学本体论治史的良苦 用心。在现行国家体制内书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既不考虑作家诗人曾有的政治 地位有多高，又不顾及其在文化上或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始终以文学成就 来考量或安排作家作品的座次，这表现出治史者一种可贵的魄力与胆识。毛泽东 是个了不起的政治领袖，又是个不俗的诗人，而严本文学史并没有给他的诗词一 定的地位；鲁、郭、茅、巴、老、曹是公认的现代文学创建的六大巨匠，只有鲁 迅作为新文学的开路人独占一章，茅盾与左翼小说创作合起来占一章，巴金和老 舍两个巨匠占一章，曹禺与三十年代的话剧创作合为一章，而郭沫若在章标题中 并没有出现名字，只是在节标题中出现过两次面；在以往文学史书写中不被重视 的或尚未出现的作家，严本依据创作成就或艺术个性不仅让其在文学史露面，而 且给他以专节或较大篇幅的显赫地位。例如陈季同、韩庆邦、丘逢甲、李劼人等 都设了专节；抗战时期以广州的《诗群众》和桂林的《诗》杂志为阵地的一支左 翼诗人，以及标举“新古典主义”出现于南方的一支学院派诗人，过去在文学 史上根本没有位置，严本则给他们较大篇幅予以具体评述；鹿桥的浪漫小说《未 央歌》也作了重点解读，“十七年”的诗歌章节中对林庚的自由诗体作了详细分 析。以上的安排和处理，从不同层面强化了严本文学史的本体性特色。尤其文学 流派或文学社团，在20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应该说是如灿烂繁星闪闪烁烁，然而 能以文学流派或文学社团的艺术风姿进入严本文学的却经过了严格的审美选择。 黑幕派、鸳鸯蝴蝶派是作为批判对象出现的，惟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象征诗 派、新月诗派、语絲社、未名社、沉钟社、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现 代诗派、京派小说、“七月”诗派等作为肯定的文学群体，显示于节标题上；而 那些政治色彩或文化意味浓烈的文学流派都没有从艺术社团的角度来考析，如解 放区文学的文学流派、80年代文学出现的众多流派并未以流派的面貌出现于严本 文学史中，也许因为这诸多文学流派的艺术成就不高或者审美风格不鲜明难以显 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本体特色吧？三是对于哪些足以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实绩的经典文本或有代表性的作品， 几乎都选择新的角度进行重新解读、重新感悟、重新认知和重新评述；特别是深 化细化了艺术营造和审美价值的分析，这越发增强了严本文学史的本体论色彩。 不只是公认的经典名作《阿口正传》、《子夜》、《家》、《寒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边城》、《雷雨》、《北京人》、《围城》、《屈原》 等，从深切的阅读感受中发现出不少新东西，而且通过对红色经典文本《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的重新解读也概括出 一些新的艺术特征；即使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革命样板戏”受到左倾政治 思潮的严重浸染，也能从民间艺术的角度发掘出有价值的美学因素。更能呈现 出严本文学史本体特色的至少有两点必须提及：其一是对鲁迅杂文的剖析，并 没有着力发掘它的复杂而深刻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思想，也没有强调它的巨大的战 斗功利价值，而是以“它具有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鲁迅杂文具有浓烈真挚 的感情色彩”、“鲁迅杂文具有幽默风趣的深长韵味和高超出众的讽刺才能”为 三个论点，具体结合杂文进行实证性的深入分析，以揭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和 文学价值，正如论者所总结的：“生动鲜活的形象，浓烈真挚的感悟，幽默风趣 的反讽，三者是鲁迅在杂文方面尤为突出的创造，也是杂文具有文学性的重要标 志。” @这种对鲁迅杂文本体特征的分析，其意义不只是强化了文学史的本体特 色也是对海内外有些学者不承认鲁迅杂文是文学的有力反驳。其二，不论40年代 的诗歌创作或者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的诗歌创作，文学史的书写者大都将思想 情感的独特性与艺术营造的创新性糅合在一起进行解读和阐释，充分肯定了诗歌 创作中的个人感受、想象方式、艺术趣味和审美选择，使那些被政治意识淹没了 的诗作的诗美得到重新显现，竭力从政治与诗学的悖论中透析其文学特质，这也 深化了严本文学史的本体性。一部探索性或开拓性的文学史，无论书写者的修史经验多么丰富，学养有多 么深湛或者学风文风多么严谨，都不可能建构起完美无缺或众声称赞的文学史，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不足是极为正常的，见仁见智的评说更是不可避免，严 本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全书在创新程度上、学术水准上甚至思维模 式、写作方法上都存在不平衡。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全书缺乏严密的逻辑框架， 既没有统一的思想线索把每章每节内在地贯通起来，也没有真正做到各章节的执 笔者的有意识地相互照应而把全书视为一盘棋，致使全书的逻辑结构不是给人以 严谨的整体感和环环相扣的缜密感，总觉得在布局上有些松散、重复、游离，甚 至台港文学的插入同大陆文学主体部分没有结合好；或者章节内容的安排头重腰 粗脚轻，该详的没详，该略的没略。这一缺欠的出现，也许因为各执笔者没有严 格遵循“现代性”的文学理念与价值标准，将其贯彻于每章每节的书写实践中。 《引论》明确指出“现代性不仅构成这阶段文学的重要脉络，并且也是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既然把现代性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脉 络”和“根本标志”，那么各章各节若能自觉地以“现代性”作为思想线索和价 值观念对书写的文学对象予以考量或评述，就有可能使严本的逻辑结构达到相当 的严密程度。二是从《讲话》及延安文艺整风直至“文革”文学，缺乏反思的力 度和深度。在我看来，对此既要以原始资料为据梳理清真实的可信的历史轨迹， 也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从文艺运动、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互为关联的三 个维度，深刻地反思并总结这段文学史的沉痛教训。这段文学史是不是“现代 性”文学史，若认定它是“现代性”的，那么应以何种价值标准给出实事求是的 科学评估，若是“非现代性”的，又以什么为理论根据作出解释？ “文革”文学 已有了历史结论，但“文革”文学的生成并非偶然，有历史根源也有理论根源， 那么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它进行书写，应该不应该“追根溯源”？“十七年 文学”有些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从正面肯定或颂扬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具 有政治乌托邦性质的所谓“三大改造”、“三面红旗”运动，站在今天的时代高 度重写文学史，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特别是从《武训传》开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被莫须有罪名或者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卑劣行径而制造的文艺界的大量冤假错 案现已彻底平反，那么对哪些被错误批判的文艺思潮、文学作品或者蒙冤受屈的 作家是否可以作为正确的或现代性的作家作品和理论思潮在文学史上被肯定被称 道？而对哪些在文艺战线屡屡制造冤假错案或者参与所谓大批判的骨干作家及其 所运用的理论武器和创作的文艺作品是否仍然可以得到肯定性的评价？一言以蔽 之，被颠倒的文学史是否应该真正颠倒过来？严本对这些敏感的话题敢于有胆有 识地直面，而有些问题则是回避了，还有些问题仍沿用了以往的习见。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级规划”文学史的编写是现行体制内的国家行为与国家 举措，故而书写文学史的史识和史料不可能超越国家所允许的认识高度和档案的 解密程度，现时代的自由开放程度并没有对这段文学史真相的全面恢复以及科学 评价提供更加宽松的生态环境和更多的内部资料，严本能写成这样足可敬佩，笔 者只是感到反思的力度和深度尚欠火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