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文学》中佛教与文学关系硏究-文学论文

内容摘要：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历来都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周群教授《宗教与文学》一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又是该书关注的重点。其中，作者对僧人的文学创作、佛教对中国古典文论和文学体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三个问题的分析最见功力。关键词：佛教僧诗诗论体裁
宗教与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历来都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也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周群教授《宗教与文学》一书在广采前人诸说基础上，精心结构，以宏大的视野、丰富的例证，专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此书行文晓畅，以材料的爬梳、分析为基础，立论持重、稳妥且多有创见，诸方面均体现了作者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底。
此书开篇即指出宗教与文学的三大共同点：首先，都是人本精神的体现，都是为了营造人类精神憩息的家园；其次，都以想象为重要特征；第三，都具有潜移情志、感动心灵的功能。这三点统领全书、贯穿始终。全书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类别，每一类中又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例，详细分析这四大宗教各自的教理、教义乃至修行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亮点频现，精彩纷呈。此书涉及到的四大宗教当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当属佛教；在佛教各种流派当中，又以禅宗为最。所谓“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境界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与表达方式极为契合；历代高僧面对心仪的继承者以“承其衣钵”的仪式化方式传递思想，也与中国古典文学漫长而又环环相扣的发展史类似。因此，本文仅对《宗教与文学》一书中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作一述评。
首先，此书较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僧人文学创作的发展及其成就与影响。在以往诸多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类作品中，除宗教文学专史之外，著者通常将视线聚焦于世俗文人，间或论及少数成就较高的宗教徒。周群教授的这本专著在相应的论题之下，关注僧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从历时与共时两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将其取得的成就及影响充分展示出来，对全面认识并完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状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例如，“佛教与戏剧”这部分内容中，作者在辨析前人观点基础上指出：不仅“梵剧借佛教的传播对中国古代戏剧产生了影响”，而且“僧侣本身就对戏剧的发展有过贡献”。作者指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人会“现身说法”，参与一些戏剧演出，目的是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向大众宣扬佛教教义。这种较为简单的艺术样式在题材及意蕴方面对后世中国戏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书的下篇中，作者以“偈颂与诗歌”、“僧诗与佛理”、“诗、僧异趣”、“佛教与文人诗歌”、“佛禅与诗论”五个问题为切入点，从内容到形式详述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与传统诗歌之间逐渐形成的复杂关系。其中，偈颂、僧诗即属于僧人创作。如果说在释教东传之初，这类型作品还显示出生涩的佛理痕迹，那么到了唐代，一些著名诗僧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与文人诗歌难分轩轾的境界，如王梵志、齐己、贯休等。通过对其文本进行分析、比较，作者既指出了这些作品中深蕴的佛教思想，又列举其创作特征，详解其审美特色，从而很全面地揭示出佛教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不过，因与文学产生了过于密切的关系，诗僧往往会有违碍佛教清规的言论与举动。因此，作者专辟《诗、僧异趣》一章，详细分析了此一现象及其成因。该部分内容使得对僧人从事文学创作问题的阐释更加丰富、充实。其次，此书研究分析了佛教经典理论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渗透与影响。针对佛教与文学中不同的文本，进行归纳梳理，提炼出精彩的观点，将具体的文本分析分类进行编排，且持论公允。这种精心设计的框架结构使佛教经典与文学作品之间复杂的关系变得明晰，易于把握。例如，在讨论佛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时，作者特别以“劝善”和“娱心”两个词语概括了两者在文本中因重要性之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效果，即，如果文本中的佛教因素占主导地位，则该文本产生的效果主要是“劝善”；相反，如果文本中的审美因素占主导地位，则该文本产生的效果主要是“娱心”。这种研究方法的特征是同时立足于佛教和文学两者之上，把握住双方的最核心特点，从而以两者的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有侧重地进行理论方面的归纳、探索和创新。又如，在分析僧人诗歌的思想及艺术特征时，作者指出了以下三点：“意旨：赞佛咏怀、弘宣佛理”，“意象：山林泉石、月轮之象”，“风格：清寒之气、质朴之风”。很明显，以上三点来自作者对大量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僧人诗歌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及至《佛禅与诗论》一章讨论佛教之禅宗形成之后其理论对中国古典文论产生的影响，作者继续改变研究的具体方法，以唐之皎然、宋之苏轼和严羽为例，在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之外，特别引入正反两方的观点与材料，细辨明代冯班对严羽的批驳。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将关注的材料放进一个立体的坐标系当中，全面定位禅宗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相结合而产生的《沧浪诗话》，指出这部作品是“基于清理流弊的情结，我们对于冯班评沧浪尚需进行一些理性分析。”果然，作者在此书出版后，又撰写长文《〈严氏纠谬〉诗禅论平议》，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并指出“对《沧浪诗话》，我们应以整体感悟的方式，不可拘泥于一二凿枘，整体上否认其诗学价值，”显示出一位学人严谨的学术风格。总之，佛教教义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它往往以说教的方式将某些特定的观念灌输给信徒。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也会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内容，它们反过来又可以指导、推动文学向前发展。可以说，理论归纳是佛教与文学共有的、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探索均存在于它们各自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此书从承续角度揭示了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某些体裁的产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唐代变文的分析。六朝小说及唐传奇属文人专业创作，宋及其后的话本、唱词属民间文学，两者之间在纵向上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在横向上则有艺术水准及审美趣味的差异。在“变文”发现之前，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周群教授在分析变文与宋元讲唱文学的内在关系时，特别强调：在唐代“当时俗讲内容常常是以‘诱聚群小’以求‘一笑之乐’，也不完全一定以弘法为目的。也就是说，这已逐渐演变成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娱乐形式”。由此可见，以普通群众为接受对象的变文，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形式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原经文均为散体文，而变文中多用韵文，加强了文学色彩。但由于方便听众接受，这些韵文也通俗平易，比原经文更晓畅俗白”，作者以须达为佛祖如来寻找道场为例，将《贤愚经》及《降魔变文》中的相关段落大篇幅列出，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也受到了佛经故事的影响。例如《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中人物设置上的善恶二元对立、情节设置上的因果轮回等，均来源于佛教。虽然这些因素在佛经中仅仅属于次要地位，但是它们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发展，并且上升为古典小说创作的某种模式，足以见出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深远影响。可见，对形式进行研究，实际是一个挖掘和梳理的过程，要求研究者既要熟悉众多的作品，同时又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材料当中有所取舍，从精彩纷呈的故事当中抽身而出，进而归纳、总结双方更加隐蔽和易于被忽略的形式关系特点。此书在这方面非常成功。
总之，《宗教与文学》一书，在佛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做了非常好的梳理与总结，在整体性论述之外又不时加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见出了作者丰厚的学养和深湛的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