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学贡献

曾国藩以前，文体类分的标准从未真正统一在文体的功能性质上。魏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归为四科八体，分类尚不细致，主要对八种文体的语言风格作出要求。晋陆机《文赋》将文体分类扩到十类，分别叙说文体的风格特征，仅夹杂对文体功能的初步认识，如诗“缘情”、赋“体物”等。稍后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从现存片段佚文见出它主要论列了11类文体的历史演变、发展趋势。齐刘勰《文心雕龙》将文体分为34类，首次以语言形式上的有韵、无韵将文章分为文、笔两大类，两大类下则划分标准不再统一。梁昭明《文选》将文体分为37类，但未交代分类标准。之后，文体分类日趋繁细，分类标准凌杂多样。至清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类较简单清晰，且主要以功用为立类标准，但分类标准亦未统一在功用上。

至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出，划分标准才真正归为功用一种。从曾氏为《杂钞》所作《序例》，我们看到他较清晰的文体学思考。他先将所有曾出现的文体一一研究，发现根本区别在于功用不同，如古文体所谓诰、诏、谕、令、教、敕、玺书、檄、策命等体功用一致即“上告下”，故以诏令类统括为一类等。曾氏还别出心裁地发掘祭文、吊文、哀辞、诔、告祭、祝文、愿文、招魂等体共同的“人告于鬼神”之功用，别为哀祭类，发前人所未发。依此法，以功用为标准归纳其他文类。姚鼐分类止于此，曾氏则难能可贵地更进一步研究这些大类，借鉴前人、时人分门的方法将11文类分门，且分门时坚持功用标准。如以诏令、奏议、书牍、哀祭类具有共同的“告”之功用而归于告语门；以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类具有共同的记载功用而归为记载门；以论著、词赋、序跋类皆具有共同的“著作”功能而归于著述门。需要特别论述的是，曾氏以“为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和自我著作为标准将著述门分为两大类，然后在自我著作中以有韵、无韵为标准分出词赋和论著类，表面看来依据的是语言形式的押韵与否。仔细分析，曾氏论著类所括论、辨、议、说、解、原等皆为议论性文体，词赋类所括赋、辞、骚、七、颂、赞、歌等皆为抒情性文体。虽然曾氏本人受时代的局限没有看到这一层而仍以古人词语来表达其分类标准，实际上执行的已等同于今天文学作品内部的功能性质标准，论著和词赋类分别对应今天议论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所以，曾氏在著述门内部的两次再分类依然贯彻执行了功能标准。

从上我们见出曾氏研究文体的清晰思路：先各个分析研究，然后采用归纳法分门别类，表述的时候使用演绎法。这样使得分类标准清晰，分类条理化。请看《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一段原文：

著述门 三类

论著类 著作之无韵者。经如《红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皆是；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曰原皆是。

词赋类 著作之有韵者。……

序跋类……[5]

从曾氏表述的顺序看，则一切更加明晰。曾氏依据功用的不同将文体别为三门：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功用分别是著作、告、记。然后，在三门内依据功能的小差异分类，如在告语门内因“告”的主体与受体不同区分为四类等。最后，在每类下列所包括的小文体。在列小文体时，先挖经掘史，指出该类文体之源，然后列后世相应文体，始末兼备，归纳力求详尽。由此更加清晰见出曾氏一以贯之的文体类分的功用标准及其文体学意识。

现当代文体学非常重视文章功能性质的区别，形成了专门的功能文体学。曾氏对于文体分类标准的功用坚持使其文体分类具有了现代性，对现当代文体类分标准的确立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