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絅理学思想论纲——中州学刊

 一、自觉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地位
王尚絅“远宗二程”，在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评价“程氏之学”。北宋初期，在古文和儒学的复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不利于新儒学的构建。二程批评道：“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②；“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己。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长短，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③为此，他们“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④，决心创立一套与文章、训诂、佛老不同旨趣的新学说、新理论。他们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儒学道统接续下来，创立了道学即理学。王尚絅对此总结和概括如下：“慨自羲皇尧舜，世历周孔，治乱相乘，以勋以报。轲死亡传，糜烂六籍，湮没千载，发明于程氏两夫子……夫子吾不得而见其圣人否也，方其年有十五，已志乎圣人之道，非圣者无学焉，涵养曰敬，践履曰诚，进学曰致知，笃信行果，守兹靡渝。求于内而不荒于外，亟于本而不眩于末，止于道而不狃于异端。微于独，显于身；征于言，发于事。功而不违于天地，不疑于鬼神，不戾于天下，不悖于万世，不诡于圣人者，是谓程氏之学。”⑤这些概括，涵盖了二程学说的概念范畴、方法论、认识论及修养论等，对我们认识二程理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尚絅进一步指出：“夫神宗急于求治，有圣人之资者也；先生身体斯道，有圣人之学者也。奈何新学斯崇，而伪学斯禁，千载之期，失于一旦？”⑥“使程氏之道行，则宋可无南也，如临安何？或曰南宋之传，天为太祖报也。”⑦“圣人可作，斯弗可易。向使道行熙丰，其勋华也……呜呼，乃宋由是南已。天乎？人欤？悲夫！悲夫！”⑧“勋华”即尧舜。他认为，程氏之道能够在国家政治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北宋熙丰年间能够真正实施程氏之道，神宗皇帝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宋王朝也不至于落得后来南渡偏安的结局。因此，他对二程及其学说在北宋的不幸遭遇乃至北宋王朝的命运深表惋惜。此外，他还对诋毁程氏学说的现象予以坚决反驳。他在《答周子德懋简》中说：“程子谓通本隐君子，议论极有格言。续经之类，皆非其作，罪坐于后人之附会尔。此程子心得之见，万世之公论也。至其著述，远过荀、杨；事业规模，高出房、杜。而彼贱诋者，何为也邪？其视吾程子之心胸何如？君子深造，贵于自得。德懋以为何如？他日玉堂之上，史笔辉煌，为死者雪冤否？”⑨对程氏学说正本清源，并鼓励对方为恢复二程的清白做出努力。王尚絅为程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自觉维护二程的历史地位。正德十六年（1521），汝州知州张崇德创建三贤书院，请王尚絅题写书院碑铭。由于在“三贤”人选上意见的分歧，他连续三次致信张崇德，据理力争，坚决维护二程的地位。第一封信中写道：“夫所谓三贤云者，初不识其为谁，既而阅状云伊川、东坡、颍滨，而不及明道。考之明道始终在汝，东坡始终未至，颍滨史志皆无所载。今曰三贤，袭之古耶？创诸今耶？袭之古，则据自何典？创之今，则起自何义？余皆不识其何说也……幸以古典今义，作者始末下示。庶昭今传远，或者亦周公孔子之道也。何生去，久不闻命。故敢以书请。”⑩要求对方解释确立伊川、东坡和颍滨为“三贤”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第二封信则通过多角度的分析讨论，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摘录两段如下：
书院曰三贤者，黄君状谓程氏伊川、苏氏坡、颍。曰两贤，絅主明道、伊川言也。盖程氏本河南人，明道自监察御史里行监近乡酒税，光庭归自汝上，有春风之想，召命及门，而卒于汝。伊川授汝州团练推官、经筵坐讲，被劾编放还，范祖禹议复汝上田二十顷。则汝固两贤歌哭之所、游息之乡也。和风化雨，熏润犹存，从而祠之，孰曰非实录哉！
今以义起所可者三，所甚不可者二。专祠二程可也，专祠二苏或可也；并出三贤，特祠明道亦可也……如前所谓三贤者，像列一堂，甚不可也，而又独黜明道，则又甚不可也。平生所学，硁硁之见，有不敢尔。使义所不敢而敢于阿从，有识者不为絅惜，不为程子惜？不为名教惜，不为孔子之道惜邪？是故宁得罪于苏，孰可得罪于程？得罪于一人，孰可得罪于君子？得罪于一方一时，孰可得罪于天下后世？
王尚絅从维护周公孔子之道的长远利益出发，围绕二程对儒学的重要贡献、洛学与蜀学的矛盾对立以及书院的教育导向作用等方面，尊重历史，义正词严，反复申说，辨明是非利害，阐述自己的主张。在洛学和蜀学、文辞和道德的选择上，他义无反顾地“右两程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宁得罪于苏，孰可得罪于程”，体现了维护二程历史地位和保持洛学独立及其纯洁性的坚定立场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