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中州学刊

 目前，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党的十八大的论述为今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把中国农业建设成为富民产业、生态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复杂的利益格局和错误的理念仍在极大地阻碍着农业的发展。因此，为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我们不仅要明确农业发展的方向和政策机制，还必须清除长期以来的一些错误理念甚至偏见，厘清各种复杂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型，进一步形成农业发展的有利环境。
1.走出“刘易斯理论”的局限，高度认识农业与城市化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与“刘易斯理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部门，其中一元是现代部门，主要是市场化的现代工业部门，一元是传统农业部门。封闭而低效的传统农业部门拥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劳动力，只要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能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的发展，就是通过发展现代部门即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然，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应当反哺农业。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及建立在其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论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政策。然而，在我们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却产生了很多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如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工体制、农业滞后等问题以及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实际上，舒尔茨、费景汗和拉尼斯等人都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提出过质疑和批评。如费景汗和拉尼斯在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时就指出，如果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就会造成农业的停滞；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否则工业中新吸收的来自农业的劳动力就没有口粮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显然，费景汗和拉尼斯强调了农业和工业的互动性和相互依存性，把农业也作为一个主动的部门。舒尔茨也指出，农业也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改造传统农业，加强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上述理论的反思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逐步减少农民，更应该认真反思忽视农业、单纯强调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失衡现象，重新认识农业发展对于推进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作用，坚持走有序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协调共进的道路。
2.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着力提高农业扩大就业、带动经济增长、保护生态的功能
目前，全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个时代背景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在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通过农民合作，建设一个高效率的生态农业是可以变为现实的。⑤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中国的农业体系是一个高度依赖石油、化肥、农药及其衍生品的生产和食品体系，其危害已经非常明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政府应该出台明确的政策和发展规划引导农业的转型和重建，把支持可持续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作为各级政府长期的发展政策。如果我们把购买碳酸饮料和高脂高糖类的垃圾食品的钱用于购买有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相关的产业发展起来，而且没有跨国公司抽取利润，完全可以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值得指出的是，围绕着建设生态农业这个核心，农村的养殖业、传统的手工业以及凝聚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乡土文化、民间艺术等都可以得到恢复和重建，从而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无论是农村的种植业、养殖业，还是手工业和旅游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真正的富民产业。农业的转型和发展可以使农村提供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大量的人口会留在农村，建设农村。生态农业及相关产业为我们提供了尝试的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
3.加快政府职能转型，加快培育服务农业的社会力量
政府职能转型和各种体制改革是关系到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政府必须有清楚的目标定位，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从城市拆迁和农地征用的“操盘手”切实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恢复和提高政府的应有职能。改变以GDP为主要目标的增长方式，推进以征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粮食生产及农村劳动力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同时，政府应创新农村社会的管理体制，继续规范和深化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采用财政扶持、购买服务、税费减免等方式促进农村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育，建立健全一个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的治理主体结构。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把涉农产业的利润留在农村内部，增大农村的社会资本和农业发展的内生力量。
总之，在当前大力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实践过程中，农业发展的作用和战略意义得到进一步凸显，农业发展成为一条解决农民问题的新路径。农业的转型和发展将可以为农民提供一种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意味着要面临和克服很多的挑战及困难。事物的发展过程往往是这样，而恰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产生了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复兴的机遇和希望。
注释
①陈昕：《市场条件下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与政策选择》，参见黄平、杜铭那克：《农民工反贫困：城市问题与政策导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②陈锡文：《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任务和总体思路》，参见余佶：《城乡统筹与农村改革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③李昌平：《三农问题，中国要避免做菲律宾第二》，《学习月刊》2008年第4期（上半月）。
④杨团：《移植台湾农会经验 建设大陆综合农协》，参见杨团、高鉴国：《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257页。
⑤古巴的农业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参见Fernando Funes：《古巴的有机农业运动》，《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Laura J. Enriquez：《古巴1990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与新农民化》，《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文佳筠：《环境和资源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古巴、朝鲜和美国农业的启示》，《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