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研究——江淮论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已经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发展模式（表1），一是以鄂尔多斯、深圳、苏州、武汉等为典型的蔓延式发展模式（1），这些城市主要是通过空间扩张的方式实现发展，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下降，城市发展呈低密度化趋势；二是以东莞、南通、广安、汕尾等为典型的紧凑性发展模式，这些城市的人口城市化快于土地城市化，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上升。进一步对比这两类城市可知：自2001年到2008年，在240个地级市（2）中蔓延式发展的城市有167个，占70%，紧凑性发展的城市仅占30%；尤其是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自治区首府等大中城市中，只有西宁的城市人口密度上升，其余城市均下降。由此可见，中国蔓延式发展的城市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均超过紧凑性发展城市，这些现象值得理论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
中国城市到底应该选择紧凑性发展还是蔓延式发展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基于城市能源消耗视角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能源消耗及其产生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二是能源消耗的可测度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
一、文献回顾
本文从城市能源消耗的视角研究城市转型问题，主要研究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城市空间的扩张机制，二是城市扩张对居民行为模式及其能耗的影响机制，三是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实现机制。
（一）城市扩张机制
上世纪中期之前，城市蔓延通常被描述为无计划的、分散的、低密度化的、依赖汽车的郊区化发展，被视为是经济系统“出错”的一种症状。城市空间扩张机制的研究要追溯到Clark的开创性工作，Clark建立了单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分布指数模型，为研究城市扩张奠定了基础。[1]Mills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土地和资本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动导致要素替代，城市空间大小是由实现土地用途在城市与农村间均衡分配的有序市场过程所决定。[2]Wheaton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出，人口、收入与城市空间大小正相关，交通成本、农业地租与城市空间大小负相关。[3]Duncan认为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水平决定城市规模。[4]Brueckner在Muth-Mills单中心模型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城市空间扩张的机制，认为人口、收入、农业地租和交通成本等外生变量是基本力量。[5-8]Brueckner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了一种观念，即城市蔓延是可控的，是有序市场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系统失控的症状。Maxim，Deng针对以色列、中国等国家开展了实证研究，并验证了Brueckner的观点。[9-10]另外，Glaeser特别强调基于汽车的生活方式削弱了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城市扩张最为根本性的因素。[11]
西方学者已经就城市扩张机制提出了一般性的框架，但中国的城市扩张有其制度特殊性。陶然分析了中国的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不匹配的原因，认为二元化的土地制度是主要因素[12]。李力行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行为动机，认为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上的扩张动机与提供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收缩动机叠加在一起，导致了我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不均衡[13]。
（二）城市扩张与能源消耗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城市应当高密度化发展[14-17]。因为城市密度、人口空间分布、土地管制、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的能源消耗[18]。
然而学术界对城市密度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仍存争议，这些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有必要以及是否有可能对城市密度进行干预。一些学者支持政策干预，认为蔓延式、低密度化发展会导致更高的环境成本，土地使用管制与地区人均碳排放负相关[17]，未经规划的城市边缘区域的能源消耗高于规划区。[19]但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由于各地文化、政治和历史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城市能耗与城市人口密度的关系并不确定。[20-21]在不同国家，城市密度对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不一样。[22]还有学者对城市密度持中立态度，认为气候变化导致了“密度难题”。就减缓气候变化而言，需要提高城市密度，以减少车辆行驶里程和建筑物能耗；就适应气候变化而言，需要降低城市密度，这有利于物种迁移和城市降温。[23]
（三）转型管理
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实现机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转型管理的相关理论。转型管理理论是由Rotmans首次提出的，其关注的是某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变革和动态行为，以及这一变革的内在机制和复杂影响。[24]洪进是国内首位系统阐述转型管理理论的学者，他总结了转型模式的“多层次框架（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MLP）”，包括宏观层面的演化场境（landscape）、中观层次的社会技术制度（regimes）和微观层面激进的创新生境（niches）。[25]转型源自这些层次内部以及层次间的互动。[26]
但是，Hodson认为城市空间转型不同于技术转型，MLP框架并不适合城市转型。[27]他提出了城市基础设施转型的一般理论框架，其中基于对本地优先发展事项（territorial priorities）和既有社会技术制度共同“理解”的愿景（visions）是城市转型的核心，愿景的形成既依赖于对转型压力的感知、体验，也与不同利益主体能否形成转型联盟有关。另外，Shove提出了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s）的转型理论。[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