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模式转型框架的构建——江淮论坛

通过前文的USEM模型构建及其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城市蔓延即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将影响居民行为模式，导致高能耗行为模式的形成；二是城市的空间是可控的，实现农业地租市场化是控制中国城市空间过度扩张的重要手段。显然，这种分析框架是静态的，如何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建立一套动态框架。本文将在USEM的基础上，结合转型的多层次框架（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MLP）理论，构建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PVF（Pressures-Visions-Forces）框架（见图2）。
（一）场境压力（Landscape Pressures）
如前文所述，城市蔓延导致城市能源负荷增加，这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场境压力。这一场境压力既可能源自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也可能来自外部的施加。也就是说，这种场境压力有可能与本地优先发展事项如政府绩效相冲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张有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由此所产生的既得利益超过能源短缺威胁，因而成为当前绝大多数城市政府的优先事项。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场境压力需要由中央政府施加，并通过强制力使之转化为城市政府新的优先发展事项。
（二）共同愿景（Shared Visions）
当然，新的本地优先发展事项会对现有社会-技术制度所维护的既得利益产生冲击，这些刚性、稳定的制度势必会阻碍转型的发生。[25]所以，需要化解优先发展事项与既有制度的矛盾，建立城市政府、开发商、城市居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愿景。共同愿景的建立是转型的核心，它有助于定向参与者行为，构建行动者网络，形成转型联盟。[27]鉴于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对城市能源消耗的负面影响，应以紧凑性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共同愿景。
（三）缝隙势力（Lacuna Forces）
在短时期内实现大幅度、大范围的转型是相当困难的，因此需要寻求转型的制度“缝隙”。根据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即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33]即便成熟的建制化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和稳定性，由于制度供给、变迁和运行存在成本，制度间总会存在“制度外”的灰色缝隙（gray lacuna）地带。为了避免与社会主流阶层形成正面竞争，在这些灰色缝隙地带，总有缝隙势力在寻求“潜在利润”。缝隙势力不是现有制度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天然地具有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在制度缝隙地带建立新的合法制度的动机，并且这种动机比制度主体更为强烈。所以，缝隙势力有可能成为推动城市转型的重要力量。
就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而言，如前文所述，农业地租过低、土地出让价格与征地价格差异过大是城市空间过度扩张的重要因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应推动农村集体土地物权流转改革，实现土地价格并轨。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鼓励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等缝隙组织，允许农村集体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与耕地保护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将建设用地直接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组织和个人。通过在现有制度的缝隙地带建立新的合法的土地交易制度，逐步收缩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推动土地市场“国退民进”，据此抑制城市过度扩张，实现城市紧凑性发展。
五、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从城市能源消耗的视角研究了城市发展模式转型问题。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形成了两种典型的模式：一是以鄂尔多斯、深圳、苏州、武汉等城市为典型的蔓延式发展模式，二是以东莞、南通、广安、汕尾等为典型的紧凑性发展模式。且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影响力，蔓延式发展的城市均超过紧凑性发展的城市。本文基于220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发现，蔓延式发展将导致高能耗行为模式，增加城市的能源负荷，而紧凑性发展有利于节能减排。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可用土地资源有限以及节能减排的约束，中国城市应更多地选择紧凑性发展，这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
此外，本文构建了USEM城市空间-环境模型，揭示了中国城市蔓延的原因，认为农业地租过低、土地出让价格与征地价格差异过大是主要因素。在USEM模型的基础上，就转型机制的构建，本文建立了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PVF动态框架。该框架认为转型的前提是存在强大的场境压力，如本文所论证的，城市蔓延式发展将导致城市能源负荷增加，形成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场境压力。PVF框架还认为转型的核心是政府、开发商和城市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转型的共同愿景，即发展紧凑性城市。另外，土地中介等缝隙势力是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力量，需要培育和壮大这些缝隙势力。
注释：
（1）在本文中，“城市蔓延”、城市“空间过度扩张”与“城市密度下降”的含意是同一的。
（2）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的地级市。为了研究需要，本文所说的地级市也包括了直辖市。
（3）典型城市为分别为城市密度下降排名前4的城市和城市密度上升排名前4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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