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个自信”的辩证思考——学术论坛

 （一）自信不等于自满。改革不能患上“疲劳症”
2012年，孙立平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他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所谓“转型陷阱”就是在“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他提出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和形成的三大原因，分析得发人深思。的确，随着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改革的阻力和惰性日益显观。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唯恐进一步改革会破坏现有的分配格局，侵犯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想再改。如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工人的保护，企业必须为员工办理相应保险、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能随便辞退员工，这本是一个对劳动者基本权利应有保护的法律，早该实施，可是一部分企业的所有者和部分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却提出新法加大了企业成本，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以所谓产生“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负面效应为理由。进行责难和攻击，并且在现实中规避法律的要求，甚至利用多种途径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二是目前中产阶级和普通的现有体制获益者的日子过得较舒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的消极心态在他们中蔓延，开始不思进取，追求享受和所谓的“小资情调”，安于现状、止步不前，惧怕深化改革会增加竞争的压力，失去现有的位置。三是普通劳动群众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对某些改革措施持怀疑的态度，不知道未来的改革对他们是好还是坏？因为改革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已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普遍受益阶段，增量改革已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期盼，随着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追求短期效益的快速发展已开始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底层群众首当其冲。四是一部分党员干部认为我国的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已显著改善，综合国力已大幅提高。感到很满足了，可以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歇歇了，因而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同时还有部分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会激化矛盾，在思想上求稳怕乱”；“有些部门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改革敷衍了事；有些地方担心改革会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可见，在中上层中的“精神懈怠”和改革“疲劳症”蔓延，“不愿改”和“不敢改”的思维盛行；下层民众在比较利益面前，失去了支持改革的热情。因此，我们在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道路高度自信的同时，决不能自满，要看到前进道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的制度、理论和道路尽管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还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中共十八大对全党提出“四大危险”的警示中，就把“精神懈怠危险”放在首位。说明党中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大型展览《复兴之路》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㈣。
（二）自信不等于自负，“中国道路”不能僵化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已基本上达到小康，有些干部群众心中滋生出一种盲目乐观情绪。虚骄之态、奢侈之风也有所抬头。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还很多，因为中国改革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现已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继续进行创造性探索。中国的改革发展还没有完全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很多具体制度还不成熟、甚至很不完善。从国内来说，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加重了结构失衡，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民众的福利受到侵害；强势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垄断资本市场的融资权，通过各种资本游戏，“合法”吸纳社会财富；某些行政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的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根据国情实行必要的集中是对的，但不能发挥过度，还要稳步走向更加民主；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因此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到“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从国际上来说，我们价值观中具有普世性的东西还不多，感召力还不够强；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还受到一些人士的责难，在对外交往中，只能强调求同存异；我们的文化交流尽管蓬勃发展，但吸引力还有待提高。因此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些内容对全党既是一个警醒，更是一个鞭策。
（三）自信不等于自封，“中国模式”不能与世界主流文明对立
自信本来与固步自封不是等同的，但如果盲目自信，不是经过知己知彼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自信，就可能会导致固步自封。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与高度认可“中国模式”的张维为教授不同的观点，认为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因为“模式”应该是一个相对成型的东西，是可以被模仿的，具有凝固性和可复制性的属性，有定型之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还处在不断地探索之中，体制还未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深化改革，还没有形成一套可以被克隆的“模式”。提“模式”不符合中国实际，也存在危险，即容易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还会转移改革方向。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他更偏向于将“中国模式”称为“中国道路”，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依据中国国情而制定的，未必可以放任四海，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他提出，现在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方式叫做“中国模式”并不合适㈦。另外还有一种阴谋论，认为“中国模式”首先是由国外的一些人炒作起来的，这不由得使我们记起曾经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别有用心，如果再把“中国模式论”和“中国责任论”联系起来，这种担心似乎更有道理，因此“中国模式论”无疑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陷阱”，万不可被它迷惑而深陷其中！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近30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发展性问题，我们都借鉴了西方的经验，都运用了来自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提供的比较精密准确的分析工具来解决问题㈣。尽管今天我们已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但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世文明相结合，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可以说这是我们自信之中的应有之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包容互鉴的精神，既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又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互融互通，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也才能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我们的自信越来越强。“中国道路”让我们明白了中国应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三个自信”让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开创未来之路、全面发展之路、变革创新之路、以人为本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因此我们在始终坚持、毫不动摇的同时，一定要怀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