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党史文化的重要传统来源论析——学术论坛

 历史证明，追求的价值目标越高，使命感越强，忧患意识愈烈。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奋进发展的历史征程中，曾遇到了自然、人文、社会等方面内忧外患的威胁和挑战，因而在面对威胁、迎接挑战、促进发展的实践中，历代有作为的领袖人物及其觉醒民众，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在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上，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深厚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因而从文化视角看，忧国忧民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也是党史文化的重要来源。
一、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之定位
（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贤的忧患哲学
在古圣先贤中，儒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亚圣的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表达了“忧患意识使人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的理念。他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经典篇章融入孔孟之道，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走向一直产生着深刻影响，至今仍激励着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锐意进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念来自于对实践的总结。孟子曾列举了多位曾经饱受磨砺和艰难困苦，而后得以出将入相的名士，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品性和意志，并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经典结论。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经受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即“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才能实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精神和情操。孟子的忧患哲学与《易经》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的理念异曲同工。纵览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百家争鸣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是未雨绸缪的哲学警醒和卓越的识见。
（二）“先天下之忧而忧”：士人之忧思
自秦汉起。随着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成为治世的主体，“忧患”意识也逐渐成为古代士大夫的自觉追求。历史昭示来者，“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的。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文人治理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国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文士阶层广泛参与政治并逐渐成为主体。形成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兼有学者、官员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以承先贤法脉，启后学风范为追求目标，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传统，并积极地在政治活动中付诸实践。
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所展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襟怀。为历代怀着修齐治平抱负的士人所传诵与效法。继孔孟之后，杰出的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评价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此语道出了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对古圣先贤忧患哲学继承和发扬的本质，即“忧患”直指“天下”。而后“生于忧患”的警醒升华为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和为国为天下的责任担当。
（三）“识字忧患始”：古人忧患之境界
中国文化，忧患之文化也。人生识字忧患始，是苏轼诗中名句，也是历代士人皆知的道理。这句名言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解读为人生从开智启蒙时，忧愁和苦难就伴随而来；也可以解读为因为识字而有了思想和主张，懂得了忧国忧民。无论怎样解读。忧患意识都是历代士人和社会精英普遍保持的一种对现实和未来问题的思考模式，深刻的影响到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镌刻出中国文人的风骨和气节，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怀。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某些有远见的学者和社会精英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如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就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道黄宗羲的言论“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黄宗羲的民主精神对后来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人们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家国天下的忧患情怀，再次升华为放眼世界之后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未来的担忧。“忠君报国”的抱负演化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反对列强侵略和实现改变国体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资源。先驱者们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和牺牲精神，不仅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更为其增添了新的时代主题。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优秀传统。正因为它并不是消极的悲观和厌世态度。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进取的、向上的、有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