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反思：民主社会主义基本理念的内核与趋势——学术论坛

 （一）内核的虚妄，即“虚假的民主意识”
民主社会主义的灵魂是“民主”，认为民主是社会“最本质的要求”，并使它成为一切社会领域追求的目标。由于没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其民主价值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只能是抽象的“理性”概念的堆砌。
马克思认为，“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意识独立化，如果不顾产生这些思想的条件和生产者，只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或那种思想。即如果完全不顾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荣誉、忠诚，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则自由、平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者所共有的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基于哲学或伦理学主义的“民主”。其中心性、普遍性以及超越性本身就是症候，而马克思的工作特征就在于解读其症候所掩盖的差异性和关系性。换句话说，早就被人们视为自明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正好存在于被制度性或阶级性差异遮蔽着的地方。在马克思那里，被历史讲述的东西总在普遍“真理”的名义下遮蔽着种种差异性。
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民主观也倡导“平等”、“自由”等理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民主、自由、平等”等是针对于被“基本制度”所制造过来的“原形”化的民主。当然，民主的内核不会拘泥经济学概念或伦理学概念等区别，而是寻找作为“关系”或“差异性”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不是先验的真理，而是由制度的差异所强迫出来的。具体地说，民主及其价值体现——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凡是在自我意识受到压抑的地方都存在着制度和体系，而这种体制又给“意识”赋予“自因”或者说超验论的意味。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观正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簪越的超验论的体现。而马克思对民主的认识无非就是“自然史”式的认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民主”需要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承担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不应该狭隘地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他们的主义而试图贯彻自己的利己性民主，倒不如说，资产阶级相信解放自己的特殊条件——“民主”才是能挽救一般性条件即现代社会——并回避阶级斗争的唯一条件。同时，也不应该认为民主派的代表者都是资本家或者他们的信徒。他们可能在其文化修养和个人地位上和资本家们有着天壤之别，而使得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表者；在他们脑子里绝对不会超越资产阶级由物质利益和社会立场在实践上所导致的问题和解决，而在理论上逼迫着他们的事实。（据《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的理解）由此，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观在本质上用一般性掩盖差异性，必然导致其在形式上用特殊条件等同一般性条件，最终用结果说明原因，体现了其内核的虚妄，即“虚假的意识”。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实践终究逃避不了“资本至上”的窠臼
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是民主社会主义新的激进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它改革的政策强调政府的角色不必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福利不是缓解措施失败后的安全网，而是尽可能集中在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也就是说，人不能只是经济动物，作为社会的意愿，它同样是社会风险的共担者，也必须关注人权、劳动和环境等问题。诸如此类的政策核心反映在1996年布莱尔提出的“利权人经济（StakehoderEconomy）”概念上。“利权人”公司治理理论是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与完善，在分析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时提出的与“股权人”相对的概念，旨在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人员和各类组织都会成为公司利益的分享者与相应风险的承担者。民主社会主义把这个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不仅提倡建立“利权人”公司治理结构，而且要建设“利权人经济”和“利权人型的”福利制度。
事实上，“利权人”理论就是国内经济学界周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其理论核心在于，考虑到公司各项决策都会对公司员工和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各类组织产生影响或作用，公司利益相关者在公司决策的过程中，理应享有参与商议并决定公司相关议程的权利，同时承担风险的义务。因为，员工的“工资”并不固定，随着工龄的增加，其所积累的专业性技术越多，一旦被裁员后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应增加，事实上员工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那么他们当然的应该享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权益。不可否认由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人的因素得到极大提升，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正越来越弱，人力资本实际享有企业所有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与员工为企业付出了时间与精力，即相当的人力资本数量，而企业一旦被转手或破产，人力资本会大幅贬值，所以让更多地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广大员工与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比“股东中心主义”治理更有利于追求公司的战略目标与社会的长远发展。
然而要注意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应该以权利为基础，而应以责任为基础。即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责任。”也就是说，“利权人”理论强调对职工的利益分配是由于职工所承担的风险造成的。而事实上，没有职工权力或权利（劳动者所有权）的安排是无从谈起按劳动分配或相应的劳动者应当承担的劳动责任，权力或权力结构决定利益（或责任）分配关系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已经得到了最为精致的阐述和最为深刻的反映。此外，“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区别与传统“股东中心”治理模式。还在于其加强了企业各要素主体之间的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没有主要矛盾的事物不会存在。形式上的多元化“存在”掩盖了实质上的“资本”核心，这点可以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职工“参与权”而不是“控制权”上很明显得反映出来。这里的问题显然是“用一般性掩盖差异性”。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通过“金融殖民”加速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资本附庸，资本对全球劳动利益的侵蚀只会愈加强烈
由此看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仍然不会改变，在保证资本利润率不降低甚至有所提高的前提下，寻求对工人阶级反抗的妥协，把国内的剥削降低到正常适度的程度。实现本国的阶级调和，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达到稳定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其实质不过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即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延伸到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他国，即这个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最底部阶级不再是本国劳动者，而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国家的劳动者，进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社会结构性矛盾被有效地转化为其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国与国的矛盾，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的矛盾。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因此，尽管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符合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进步。然而进一步从全球范围看，问题的实质就很明显了，本国的社会进步往往是以剥削他国的劳动为代价。
当前，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领袖，英国曾经利用科索沃危机，抛出“国际共同体主义”，强调武力干预对维护西方价值观与人权观的重要性，为资本的强权色彩展开了画布。同时，大力促进外贸，倡议改革国际经济体制，建立一个新的控制和监管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性常设委员会。其意图就在于通过塑造有利于英利益的世界金融体系重振英大国地位。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垄断化阶段，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会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形式出现，资本对劳动最迅捷和最残酷的支配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世界主导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因此，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享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即资本利益。因此，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在现阶段也逐渐由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转向其外围与周边地区。在那里，货币及金融衍生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譬如。从2004年10月的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对我人民币升值施压开始，几年来愈炒愈热，引起国内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过高预期，导致大量国际投机资本通过合法、非法的各种渠道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一些金融巨头和国际炒家还借此转嫁危机，大发横财。
特别是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垄断金融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债券转移金融风险与经济危机，严重损害了他国利益。地震中心虽然在华尔街，但中国的损失很大。美国的房贷成本早在他推销债券的时候，已经几倍地收回了，这次损失的不过是挤干几许泡沫。由于美元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通过全球金融资本市场的利益输送机制，只要美元贬值，危机就可以转移出去。美国压人民币升值，近几年累计升值近25%，招引万亿美元热钱蜂拥而至，再不对民主社会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引起足够警惕，或许我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累积财富就会转瞬即逝。
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垄断时代。我们必须高屋建瓴地意识到，世界资本对全球劳动利益的侵蚀只会愈加强烈，民主社会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等主张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金融风险、转嫁经济危机。任其肆行，全球财富将转移到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愈来愈穷，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它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与个人主义的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公有制基础不牢固，市场自由化程度不切实际地深化，与所谓的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不适当、不适时地全面接轨。则只能加速国家沦为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附庸，即外围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