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海岛名的“渔”味和“洋”味——学术论坛

 对南海岛名的关注可分为实践和理论两大领域。实践领域：一方面，渔民因航海捕捞等相关生计问题对南海诸岛有过感性的认识和初步的命名；随着航海范围的拓展和认识的加深，渔民命名成果时有增补，口头上世代相传，书面上主要见于手抄本《更路簿》和1973年的《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另一方面，因政府行政管辖等相关主权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都对南海及其岛礁进行过命名和管辖。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设置南海等九郡。近代史上为捍卫南海诸岛主权先后有晚清水师将领李准1909年巡视西沙并给16座岛礁命名。民国政府也于1935年和1947年先后审定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和《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令人遗憾的是，近代史上的这几次命名都较为仓促，尤其是1937年全国性的政府命名非但没有调查研究、借鉴采纳渔民早已约定俗成的一些命名，反而将殖民者擅自所取岛名翻译成汉语以用作官方的“标准名称”。可是这些洋人岛名往往是因外国人名、船名甚至地名等而得——由此造成相关命名权、译名权及话语权的丧失。其始作俑者的恶劣影响一直苟延至今。直至1983年新中国政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审定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情况才有所好转，表中在“标准名称”和“汉语拼音”后特列一栏“渔民习用地名”，并将其所涉129个渔民习用地名中的48个直接或调整后用作标准名称。开在岛礁标准名中引介渔民文化之先河。
理论研究领域，在南海主权争议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相关南海岛礁的史地考证成为研究热点。已故韩振华先生本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埋头求证，相继出版有《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1981，中华书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81，人民出版社）、《南海问题文丛》（1981，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1981，东方出版社）及《南海诸岛史地研究》（19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成为南海史地研究权威；另，华南师范大学刘南威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吴风斌教授、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孙冬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国强研究员等对南海及其岛礁的历史、地理和名称等都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有力地佐证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就南海及其岛礁名称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海名称在我国古代的演变过程，二是结合政府1987年的审定或渔民手抄本《更路簿》深入探讨渔民习用地名。令人遗憾的是，鲜有人对比研究这些岛礁名称背后并存的渔民文化与洋人文化。在南海主权争议日益白热化的大背景下，岛名背后渔民文化与洋人文化的较量牵涉到其命名权、译名权、话语权乃至主权的争夺。本文重在历时地对比分析南海岛名中的渔民文化和洋人文化，也即题中所称“渔”味和“洋”味，以期为南海岛名再次审定和翻译等提供启迪。
二、岛名中至香至醇的“渔”味
（一）历史溯源
地名原本只是一个指称符号，具有任意性，但是地名往往留有命名者认知思维及其所属民族文化习惯的烙印，又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以说地名就是“浓缩的历史，缩写的文化”。引言部分涉及，南海岛名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渔民间流传使用的习用地名，属于非正式的；另一类是政府审定公布的标准名称，具有正式性。要说岛名蕴有渔民文化或泛有“渔”味，主要是就第一类而言。当然，这两类岛名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关。通常情况下政府在审定公布时得充分考虑习用地名。能采用的宜尽量用作标准名称。这是地名的稳定性、约定俗成性及文化性等使然。理论上，标准名称中采用习用地名的比例越高越趋科学，当然这包括直接采用和调整后采用两种情况。中国近代史上，从晚清李准巡海命名到民国政府两度审定南海诸岛标准名称，几无一例采用渔民习用地名。1983年新中国政府审定时保留了1947年公布的155个岛名，调整了14个；另新增了118个，其中有48个是由渔民习用地名直接采用或调整后采用而来。据渔民习用地名研究专家统计研究，南海渔民“对低潮也不被淹没的西沙、南沙群岛的岛屿、沙洲和石几乎都给予了命名”。可是在现行287个标准岛名中仅有48个来自习用地名。约占16.7%，这个比例是相当小的。
形式上渔民习用地名存在两种基本逻辑形式。即“专名”或“专名+通名”。由“专名”发展到“专名+通名”，与人类的认知发展过程相符合，因为“专名”说明了人们对具体地理实体的个性认知，而“专名”附加“通名”用作具体地名，则显示了人们对诸多地理实体共性的认知与理性的分类。内容上南海岛礁习用地名可谓丰富多彩，能从各个侧面呈现出摇曳多姿的渔民文化，可谓“渔”味不绝。如“东七西八”、“上七下八”及“上峙下峙”这些极具民族文化韵律的岛名。原来，渔民去西沙捕捞作业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宣德群岛和和永乐群岛，其中宣德在东，含7个小岛，而永乐在西。含8个小岛，故而分别称为“东七岛”和“西八岛”，合称“东七西八”；传统上渔民常常先去宣德群岛捕捞作业后再去永乐群岛，故而常喜称“上七岛”和“下八岛”，合为“上七下八”；因渔民方言中“岛”同“峙”，故又分称“上峙”和“下峙”，合称“上峙下峙”。另，我国渔民出海作业，传统上先到西沙的“上七下八”，然后再依次往南去华光礁、玉琢礁及浪花礁。根据这些岛礁距离“上七下八”的远近分别称其为“大圈、大筐、大塘”、“二圈、二筐、二塘”及“三圈、三筐、三塘”。可惜的是，1935年审定命名时完全忽略了这些极富渔民文化底蕴的习用地名，如“库勒生特列岛”、“莺非土莱特列岛”、“觅出礁”、“傍俾礁”和“符勒多儿礁”分别都是由外文名“Crescent Group”、“Amphitrite Goup”、“DiscoveryReef”、“Bombay Reef”和“Vuladdore Reef”翻译而来，哪里见得一点儿民族文化的底蕴。哪里能闻到一点儿“渔”味？1947年民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再次审定时，为纪念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丰功伟绩，特将“库勒生特列岛”改为“永乐群岛”、“莺非土莱特列岛”改为“宣德群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后三个礁名仅稍作语言润色。依然闻不到渔民文化的味儿。1983年再次审订时，政府对渔民习用地名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中虽也涉及到129个渔民习用地名，而且其中48个直接或调整后用作标准地名，其余81个在表中“渔民习用地名”一栏中相应列出，但标准地名中如何展现渔民文化并彻底消除外来影响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例如上述5个岛礁的标准名称就没有一个与习用地名有关，若细究起来，“浪花礁”显然是对“蓬勃礁”调整的结果。而“蓬勃礁”则是对“傍俾礁”润色的直接结果，最终“傍俾礁”是由“Bombay Reef”翻译而成，也就是说“浪花礁”源头上的洋昧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渔民文化中的“三圈、三筐、三塘”没有了踪影。
（二）名中蕴含的渔民文化
下文以具体实例分别阐释习用名称中通名和专名背后的渔民文化，以期提供窥“豹”之“管”。就通名而言，现行的南海岛礁标准名称中的通名似就只有岛（island）、沙洲（sand或cay）、礁（reedD、暗沙）及滩（bank）等几种；然而我国渔民千百年来穿梭于南海，对各个岛礁的方位、地貌、特产等特征。可谓如数家珍，因而对它们的分类更为精细，对它们的表述更具自己的渔民文化特色。（1）屿、峙、峙仔。南海诸岛大都较小而被称为“屿”，因方言缘故渔民常称“屿”为“峙”，再小一点的则亲切地呼为“峙仔”，如银峙（现银屿）与银峙仔（银屿仔）。（2）筐、圈、塘、门、方、孔、风。南海礁石多为珊瑚礁，因捕捞作业等缘故渔民对之最为熟悉。在渔民的眼里珊瑚礁常呈环状，外则礁环形似箩筐而称为“筐”或“圈”，被筐或圈成的内部水域因貌似自家门前兴不起大风大浪的水塘而喜称为“塘”，但都可用来指本礁，如“大筐”、“大圈”和“大塘”都是指华光礁。通常环礁大都有缺口，是船舶出入“塘”的天然水道，犹如出入房屋之门而得名“门”，因此“门”既可指出入之水道，也可借指本礁，如渔民口中的“四江门”既可指前者（即从晋卿岛到琛航岛之间的水道），又可指后者（即晋卿岛），还有“双门”、“六门”和“恶落门”基本上是分别指美济礁、六门礁和南华礁。另外，如有岛礁处于礁环上则是下脚的好地方，因而喜称之为“方”。在海南方言中“方”与“孔、风”音似而又称为“孔、风”，如“五孔”和“五风”都是指五方礁，意指该礁有五个地方有礁石：而且这五块礁石根据各自所处方位分别得其名“五方头”、“五方北”、“五方西”、“五方南”和“五方尾”。（3）线、沙、铲。对于那些低潮时凸出海面的暗礁渔民亦归类命名。把低潮时远看呈线状的成串暗礁称为“线”。如“鬼喊线”、“秤钩线”即指现在的鬼喊礁、华礁；另外，“线”在海南方言中与“沙”音似而又可称为“沙”。如“贡士沙”和“贡士线”都是指贡士礁；把低潮时远看呈扁平状的暗礁称为“铲”，如“目镜铲”或“眼镜铲”都是指司令礁。（4）线排、沙排。对于长年没于海面较深的暗沙则通常称为“线排或沙排”，如铁峙线排（铁峙礁），而通常所说的“沙排”即曾母暗沙。
就专名中所含渔民文化而言，主要涉及渔民对岛礁地貌的认识、航海知识经验的表述以及罗盘文化的应用。
1.以地貌命名，如“鱼鳞”和“秤钩”。“鱼鳞”是位于南沙五方礁东南方向的一环礁，远观上去礁盘群上的大小礁块犹如鱼鳞片一样密密麻麻，渔民形象地称为“鱼鳞”。1935年定名“西宾那滩”实是从洋文名“Sabina Shoal”转译而来。1947年审为“仙宾暗沙”只是对“西宾那滩”进行了语言调整，1983年改“滩”为“礁”从而审定“仙宾礁”为现行标准名称。“秤钩”是位于南沙九章群礁西北部的一小岛，其形弯长，尾端呈弯钩状，远望似秤钩故而得名“秤钩”。后来西方殖民者航至该岛，摹拟渔民发音将其名拼为“Sincowe”。可惜的是1935年审定时竞不识庐山真面目，直接将“Sineowe”音译成“辛科威岛”而定为官方标准名，1947年及1983年改为“景宏岛”以纪念明成祖时王景宏出使南洋，虽也彰显了我国的航海历史，却完全褪去了原本的渔民文化色彩。习用地名“鱼鳞”和“秤钩”不仅能凸显岛礁地貌，而且能将渔民打渔及用秤称鱼的画面鲜明地烘托出来。
2.以航海经验命名，如“半路”和“赤瓜线”。“半路”是西沙最南端的岛屿。又是航往南沙群岛的中途站。渔民传说，到了西沙捕捞的季节，海南渔民自北向南行驶，由石塘到该岛只有一天的航程却经常出现到达不了的情况：日后才发现该岛附近海域海水的流向与渔船航向正好相逆，且水流湍急——这在海中航行肉眼通常是觉察不到的。因此，渔民将该岛命名为“半路”，旨在形象地告诫自己及后人驶往该岛当时的海水流向和流速，通常要花双倍的时间才能到达；又因该岛盛产马蹄螺，渔民又喜称“螺岛”。1935年审定名为“土莱塘岛”也是“洋”味十足，1947年改为“中建岛”以纪念1946年收复该岛的“中建”号军舰，1983年维持现状，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已闻不到半点“渔”味。“赤瓜线”是南沙九章群礁西南端部的一珊瑚礁，低潮时露出海面远望呈线状，盛产红海参；南海渔民常称海参为瓜，故而称为“赤瓜线”；1983年审核时将通名“线”改为“礁”，定为“赤瓜礁”。另其礁盘貌似秤钩，故又称“大秤钩”，与其北边的秤钩（现景宏岛）遥相呼应，共同构成南沙西北部的第五列环礁即九章群礁。
3.以罗盘文化及其它命名。如“丑未”和“西头乙辛”。这似可归为“以航海经验命名”类别。但罗盘文化不仅仅可应用于航海，其内容对现代人来说有些陌生而复杂，故而单列一类，并纳入其它特色命名，以防挂一漏万。古代渔民能自如地出没于险恶万生的南海，以至于郑和七下西洋，造访30多个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历时21年都能安然无恙，其中一个重要法宝就是罗盘及其航海应用。后世渔民间手抄本《更路簿》中的“路”即是用罗盘测定并标示出来的航向，做法是在圆盘上自圆心向外均分成24等份。然后用八卦九宫之四维（巽、坤、乾、艮）、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也即十天干除去戊和己）和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合成两组，即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排为“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和“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如图1。
这样一来，其中任意相对两点连接起来即可指出航向，形如指针，故《更路簿》又形象地被称为航海的针经书。“更”原本是我国古代用以夜间计时的单位，一夜分五更，每更约两小时；古代渔民因航海需要用以指“在正常季风的作用下。帆船在一更时间顺风航行的距离”；另说指海上后船不见前船桅杆的距离。不管如何，在渔民间“更”已由单纯的计时单位演变成航海的计程单位。约为十海里。如此一来，渔民便可用“更”来把握航海行程及时间，再在标示航向之“路”的前后加上航行的起讫点来把握整个航程了，《更路簿》也就成为非常简洁而又高效的导航系统。如，“自三角回银锅向乙辛驶，三更收”，意即：从三角（三角礁）驶往银锅（安达礁），由东南向西北沿乙辛针向（1050）航行；三更后即可到达收帆，也就是航行30海里就到了。如今，罗盘随着全球定位系统（GPS）在导航领域大显身手而逐渐淡出渔民的视野，可是《更路簿》所承载的文化早已沉积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特色因子，《更路簿》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说完罗盘及《更路簿》再来说说因罗盘的方位而得名的岛礁。“渚碧礁”是位于南沙中业群礁西南的一个环形暗礁，传说一船长冬季捕捞。渔船从“铁峙线排”向西南采用“丑未”针向行驶，“更半”到达一礁盘，捕获甚丰、满载而归，便称其为“丑未”。可惜的是，1935年所命名“沙比礁”显然是从洋文名“Subi Reef”转译而来，1947年和1983年都审定为“渚碧礁”，显然也只是对“沙比礁”进行了稍微的语言润色，以期能唤起一些美好的联想罢了。说到“西头乙辛”和“东头乙辛”，得提及我国渔民去南海捕捞的三条作业传统路线，即从红草峙（现西月岛）出发的东头线、从劳牛劳（现大现礁）出发的西头线和从称钩（现景宏岛）出发的南头线。其中“西头乙辛”当然位于西头线上，渔民为准确航往该礁通常由距其最近的鸟仔峙（现南威岛）出发，沿“乙辛”针向航行即可到达，为便于记忆就称为“西头乙辛”。同样的，在东头线上还有一岛礁被称为“东头乙辛”。可是，这两个岛礁在1935年分别被定为“拉德礁”和“傍俾滩”，显然是分别从相应洋名“Ladd Reef”和“Bombay Shoal”转译而来。后来前者被修改为“日积礁”，后者则被改为“蓬勃暗沙”，也都“渔”味尽失且遗有“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