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改革与战略

 人是具有多种需求的动物，有物质需求、精神需求、自由需求、生命健康的需求、政治需求等等多个方面。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性、系统性失衡，不仅影响人的物质享有，还影响人的精神需求；不仅影响个人的自由权利，还影响群体人的社会关系；不仅影响人的生命健康，还影响人的思想道德情操。从自由发展的角度，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将经济增长的成果应用于实现人的可行能力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
（一）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影响人的自由权利
学习和实践是人的自由权利，人的发展是在不断学习以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收入分配的扩大使学习及实践的机会减少，原本人的发展途径被打破，重建的道路更加狭窄，步入上层社会的途径显著缩小。此外，更显著的影响是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后代的受教育权利和上升空间。不同的收入水平导致不同的教育背景，高收入阶层的后代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使他们在日后的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将来更有机会获得高收入以及更好的个人发展。相反，低收入阶层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人力资本存量较少，人的发展的自由权利受限。而且，经过几代人的传递，阶层差距会越来越大，造成阶层固化。
（二）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的扩大导致社会关系紧张
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社会性需要和精神需要、社会素质和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其中，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是人的发展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基尼系数的扩大，“马太效应”日趋显现，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的丧失。收入分配及其导致的社会福利的状况决定了人们参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由度及偏好。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像高收入群体那样有较多的话语权，而且在参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由于信息购买力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也容易使低收入群体无力维护自身权利而成为侵害的牺牲品，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当这种现象不是分散地发生、而是系统性地发生时，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社会发展受阻。
（三）分配制度的扭曲严重影响人的道德、风尚和伦理
分配制度的扭曲起源于经济、社会、政治各个层面，造就了大量的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了“有钱就是爷”、“金钱大于一切”、“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等扭曲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物质衡量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人心冷漠、道德沦丧、公正缺失。人的发展只能服从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财富只是物，而不是人的创造天赋的内在本质的绝对发挥，对物质财富的鄙俗的追求战胜了对人的发展的崇高理想，进一步也影响了人的自我实现。
（四）收入过低严重影响了个人自信心的树立
当前，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居民购买力不足，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不仅无力购买到需要的商品，更无法提高自己的技术和能力，不利于人们自信心的树立，从而导致其对于自身发展的放弃。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城乡贫民还会因为收入过低，造成缺乏自尊，或自尊心受损、自暴自弃、上进心减弱的心理问题。
（五）收入分配失衡造成人应享受的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
收入分配的整体性系统性失衡，使得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大，逆向激励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严重偏好于基建投资，导致了“铁公基”上马过多。而对于社会收益高、评价期长且难以直观进行的公共服务的供给则偏好有限。特别是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企业职工的养老也由企业负担而转向社会统筹。但政府在主动从养老、医疗、教育等大量需要支出的领域退出的同时，并没有加快完善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医疗、教育、养老、科研等社会收益高的公共服务就变得严重缺失。而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甚至“逆向供给”，给人的自由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首先，应当享有的公共服务无法正常获取，特别是相关的社会机会无法充分享有，从而影响人的发展的充分实现；其次，为了获得公共服务的正常供给，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在支付了税收以后再对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二次支付”，这大大增加了享有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
（六）收入分配不合理影响人的住房保障
当前，以炒房、炒地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出现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房地产供应不足，亦或是需求过大，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秩序的不合理。高收入阶层可以一个人拥有多套住房，而底层的大量低收入群体只能承受没有住房的事实。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住房分配秩序失衡。房地产具有避险和保值增值的属性，高收入阶层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助推了房、地价格的不合理上涨，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而导致住房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