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企业环境责任的政策取向：基于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机制——改革与战略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两方国家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一控制、市场激励、自我规制三个阶段。相应地，企业对环境责任的承担动机则由最初的避免惩罚转变为获得利润、直至企业家道德自我的实现，呈现出由被动到自愿的过程。在这三种机制中。自我规制的实施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并且从动机和目的上实现了利己与利他的深层统一，此是通往生态文明的必经路径。
要达到自我规制的境界，需要一系列条件。对此，斯密的“三元社会模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斯密那里，利己与利他的实现依赖于两个隐含条件：一是市场机制的完全性，即自由竞争、信息透明、交易自愿；二是集慎重之德、正义与仁爱之德于一身的完美人性。现实中市场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垄断等不完美状态，而人性亦有弱点，那么，如何协调市场经济社会中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这一内在矛盾呢？斯密用三元社会模型来回答。、他认为，社会控制由三种模式组成：道德、市场和法律。“自利性”的人既要受自身的内在道德约束，又要受外往的自由竞争制度和法律约束。我们采用这一框架来分析强化企业环境责任的政策取向。
首先，企业必须具有明确合理的社会责任观。在环境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并不能自动实现，而是需要依靠个人的主动意识和主动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但经济伦理准则还停留在赚钱越多越好的初级阶段。虽然涌现出不少商界精英和新贵人士，但多数仍以赚钱花钱为乐，缺少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商人与企业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商人以赚钱花钱为乐，一直待在马斯洛需求的最底层，而企业家待在马斯洛需求的金字塔顶尖，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鉴于此，要激励企业家的自我规制行为，首要的是提高企业家的需求层次和社会责任意识。行为心理学的规律表明，人类的利他行为倾向更多地是一种社会习得的结果。因此，社会责任观的普及应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途径进行。例如，可以在工商管理硕士（MBA）中增设环境伦理课程，以提高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认知；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促进互惠利他思想在公众中的传播；通过对模范环保企业的表彰与嘉奖，激发企业家对环境友好行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这一过程可能较为漫长，但却是治本之举。一旦多数企业家的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就相当于建立起一种持续改进环境绩效的内生机制，生态文明的实现将指日可待。
其次，积极采用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当企业家还停留存以物质财富为主要目标的阶段时，要有效地激励企业家的自我规制行为，就必须建立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直接联系机制，尽力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试想，当企业把自己“漂绿”（greenwash）会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得到更多订单，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得到政府的补贴，那企业何乐而不为呢？利他行为的传播与进化，很大程度上是群体选择的结果。当前，随着IS014000环境管理标准等成为国际市场的入门证，达不到这一门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因而，尽管ISO体系并未纳入任何国家的官方规范，但企业仍对它趋之若鹜，这就是市场机制下自然选择的结果。为提高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强度，应努力纠正“资源无价或低价、产品高价”的不合理比价关系，保证资源环境市场体系运行良好，同时运用税收优惠、财政扶持、政府采购等手段对厂商的环境友好行为给予经济援助和鼓励，降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风险和成本。
再次，要有法律规制的强制性与外存性作保障。要驾驭自利心这匹狂放不羁的野马，最为立竿见影的方式就是给它套上法律制度这个轭，通过法制规范与政府的监管作用，引导自利心向着公益的目标趋近。为什么一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绩效往往差于在母国的表现？这主要应归因于法律制度的差异。发达国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严格的法律限制，社会舆论保持高压状态，企业仅仅服从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要求已不能很好地生存与发展。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要求较为滞后，甚至把免除或减轻企业的社会责任当作吸引投资的优惠条件，这正是产生“污染避难所”现象的根源所在。博弈论分析表明，在重复博弈中要克服囚徒困境，关键在于建立起对背叛者的惩罚机制。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对自私的排放行为进行惩罚，将会迫使其采取合作利他的策略。强制性规则的威胁还会导致一些企业自愿参与环境活动，以便走在更为严格的规则前面。而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社会环境，是对利他惩罚机制的一种负强化，长此以往，将会使企业家对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本与收益的预期发生逆转。因此，在我国现阶段，法律强制对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环境命令一控制、市场激励和自我规制分别主导了环境管理的三个阶段，目前这三种工具仍同时并存。在环境政策取向上应努力实现三种规制方式的有机结合，努力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促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