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究

“身体”是人类感知世界，认识万物的重要媒介。身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人类在出生婴儿阶段，他们无法感知身体和外界万物的界限，未能充分意识到身体是自身个体的组成，是区别于外在万物的实体存在。它不仅在生理意义上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而且与人类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密不可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没有身体，人将不能成为人。近年来，“身体”研究成为跨学科领域争先研究的对象，见诸于美学、哲学、社会学、史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并逐渐引起了叙事学界的广泛关注。人类文学，从探索人类起源之谜的《创世，记》中,就出现了“身体”的描写“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耶和华, 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得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1]这里对上帝创造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详细勾勒出了一个人类男人和女人的有形的身体。因此，身体从人类文学开始发展之初，就起到了它的叙事作用。这具生老病死的身体，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下，逐渐演变成一个蕴积着情欲力量和性别或族裔身份，它或是局部或是整体承载着种种叙事意蕴的“身体”。它不再是一个客体或他者、或一个仅仅孕育着各种隐秘欲望的容器，而是具有了能指的意义，它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成为能够充当并隐喻人类精神与心理意识的象征物。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物理和生理的有血有肉的身体，而是一种能指符号。正如。彼得·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所说 “写作……为文字恢复其精神，为身体恢复其意义。那种改编一般采用给身体打上标价或符号的形式。那就是，身体成为一个能指，或者是书写信息的地方。在叙述文学里也许大都如此，在那里，经过欲望和时间考验的身体的故事，通常就是一个人物的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2]布鲁克斯视“身体”为现代叙事的根源和核心.

一、身体的物理性叙事-肉体叙事

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人的身体经验与原始感受完全通过文本完全释放。这些通过身体的叙事充斥着很多著名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大尺度得不加掩饰的通过男性角度下，勾勒的两性关系描写，还是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苍》以及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中的女性角度下，细致入微的两性关系后的身体经验描写，无一不折射出，身体在小说叙事中所起到的对于文本意义的表述和构建功能，以及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搭建叙事结构的多重效应。美国学者丹尼儿·潘戴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把身体与叙事学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所谓的“身体叙事学。他认为传统的叙事学过多得关注了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声音等等叙事方式的问题，而忽视了文本中叙事内容，尤其是形象的有血有肉的身体塑造的方式和功用。他提出的“身体写作”主要指的是建立在个人经验记忆基础之上，源于个人的感官体会和经验记忆，通过对主人公身体状态和变化的勾勒，来淡化或消解传统意义上的题材和主题，突显人的本能欲望。而作家在建构文本的过程中，会无意识的反映出自身的身体状况，并且通过自身身体体验和记忆经验创造性的想象主人公的身体状态和体验，通过这种对身体的描述关注，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公众化、群体化、社会化的个体化写作方式。

然而，潘戴试图构建的身体叙事学存在着严重缺陷：虽然他对身体进行了具体区分，但没有对其“身体叙事学”所提到的“身体”进行具体的界定，他所探讨的身体叙事仅限于文本中身体的物理实体，即肉体。这样以来，对文本的研究就脱离了身体所处的社会环境，身份背景以及叙事角度。肉体是文本中身体的实体存在，仅限于肉体的身体叙事研究是狭隘和缺乏深远意义的。例如，如果对爱丽丝.沃克的《紫色》只通过仅限于肉体的身体叙事研究进行解析的话，文本就失去了原本的深远意义。《紫色》中充满着对主人公茜莉身体描写，然而，作者意图并非向读者呈现女性身体的两性后的体验，而是通过对身体的描写突显置于双重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的盲目跌撞、身体残损、迷乱痛苦、生命力被滥用的悲惨命运。约翰.欧耐尔指出“黑人女性在蒙昧的传统意识与陈腐的宗教文化规训下，“自我”处于真空状态，完全被动，缺乏自主能力。她们的身体，在传统思想、宗教教义和“政治经济权力的运作”下，成了供男人使用的工具，亦失去作为自己身体主人的权利，沦为“奴性化的身体。”[3]因此，在分析爱丽丝.沃克的小说时，不应狭隘得将主人公的身体看作简单的肉体，它在具有其物理性的同时，还具备其象征性。文本中的“身体”指涉着黑人女性大脑的蒙昧，身体的残缺，精神的迷乱的同时，还象征着黑人女性在后殖民背景下，卑微的身份和家庭以及社会角色。同时，在鉴赏文本对“身体”描述的同时，文本外作者的身体也影响这文本中的“身体”，叙事。沃克由于自己身体受到的伤害，深切感受到同胞女性以及所有女性的痛苦。在她的作品中，以个体的、痛苦的切身经验，来描写所有女性的身体苦楚和命运中的苦难。关于这一点，沃克多次在她的访谈中提到，同时也在她的文论作品《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提到: “……因为我感觉到我理解了在自杀后起作用的氛围和疲惫。我也开始明白女人是多么的孤独，因为她的身体。”[4]总之，文本中的“身体” 叙事涵盖“肉体”叙事，但不仅限于单一，浅薄和脱离社会现实的躯体描写。它只是对身体的物理性叙事描写。

二、身体与叙事话语

现代文学文本中的“身体”不再仅仅是作者通过自身体验和想象建构的主人公的“肉体”或“躯体”，而是一个文本意义的能指符号，能指着社会形态、人物身份阶层等。它通过不同的文本模式建构着跨越时空植根于文本内部，同时又向文本之外的文化空间蔓延。对身体进行话语的阐释势，涉及到鉴福柯的权力话语概念，福柯认为，身体是“斗争的核心，被作用于其上的不同斗争力量所塑造。”、微观和离散的权力在话语生成过程中具备着多元化的运作模式，这种巧妙的话语生成模式使得身体和文化也形成了微妙的联系。身体不仅是被铭刻的表面、承载意义的媒介，其本身也是不断生成与流动的话语，参与着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个体身份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塑形。无论是卡夫卡的《变形记》还是　菲利普·罗斯的小说《乳房》都是“身体”成为叙事话语绝好的例子。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在小说中，文本建构下首先他拥有着资本主义社会下普通的人的躯体，在变成甲虫之前，他仿佛只是一具活尸，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赚钱的工具而已，社会和资本经济剥夺了他思考社会和人生自我价值的意识和时间，所以他只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一具躯体。卡夫卡通过主人公身体的极端变异，失去了人的身体外形，直接变异为一具甲壳虫的躯体。主人公物理性的身体表面变成了甲壳虫的躯体，但他仍然具备人的思想，心理。而这种通过身体的变异，却直观得表现了他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内心。身体在文本建构下只是一个功能符号，无论是人身，还是虫身，主人公内心的思想，心态都是软弱无力的，都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和其意识形态异化的心态。在作者将其身体变形之后，异化的心态被完全突显出来，使得读者产生了共鸣，身体的变异实则为身体和内心之间产生对话，为内心和外界产生对话以及读者和主人公产生对话提供了契机，成为建构文本意义有力的叙事话语。

三、身体和身份认同

文本中的“身体”叙事在人物的身份意识的认识和形成过程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身体”和“身份”这两个存在于文本中能指符号密不可分。尤其表现在黑人文学作品和女性主义作品中。托尼·莫里森的《宠儿》、赫斯顿的《眼望上苍》以及爱丽丝.沃克的《紫色》，这些作品都是通过“身体”构成的叙事建构着主人公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托尼. 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通过细致的身体创伤描写来实现黑人妇女主体言说。《宠儿》的主人公塞斯就是一位因种族压迫而导致心灵受到重创的黑人女性。她和住在124号社区的所有黑人同胞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在获释之前饱受白人的种族压迫，而作为黑人女性的她，经受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塞斯来到“甜蜜之家”后立刻被白人命令找一个性伴侣，她被迫与之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性交并被白人不断残忍得性侵犯。这种梦魇般的经历使得塞斯遭到了巨大的身体心理的双重创伤。作者正是通过对“身体”的迫害的细致描述，实现黑人历史这个 “宏大叙事”同时实现了读者对主人公身份决定命运的认识。被贴着黑人标记和损坏的身体铭刻着历史记忆，又通向了对现实的反抗和对命运的抗争。

赫斯顿的《眼望上苍》中，主人公在自身生命体验和经历中，实现了自我认知和自我独立。主人公珍妮用自己的青春，勇敢地尝试了三次婚姻。经历了三次婚姻的她，最终实现了作为女性的“自我”。这种追寻幸福，个人价值的过程都是通过主人公的“身体”包括躯体和心智的体验来实现的。她承载着白人与黑人男人双重的重担，艰难的生存困境下，她们盲目而跌撞地生活着，在不断失败的婚姻中，用自己的身体摸爬滚打，最终，在第三次的婚姻中，珍妮终于找到了向往已久的平等的爱情。尽管“茶点”一无所有,又比贾妮小12岁,但他给珍妮的生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欢乐和幸福。他教她下棋,带她半夜挖蚯蚓钓鱼,领她看捧球比赛,做一切曾经为男人独享的活动。这使珍妮第一次感到作“人”的尊严。她与“茶点”的婚姻无疑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因而使自己身心获得了解放,精神获得了自由。实现了黑人女性人格的独立和解放，最重要的是，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

结语：

“身体”叙事，无论是真实的肉体叙事，还是符号化或话语化的叙事，都对文本的叙事和情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贯穿在文本内部，涵盖主人公身体，心智发展，并延伸到文本的外部，涉及作者的身心状态和读者身心共鸣。“身体”叙事不仅体现在文学中，它还贯穿在影视作品中，从而实现了人类重构和重新认识自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