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杜甫仁义思想中墨家理论的探究-文学论文发表

从杜甫仁义思想中的墨家理论探究——兼爱
如何使文明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墨家提出了“兼爱”的原则。按照墨家之见，社会之所以产生争乱，主要便在于社会成员不能那个彼此相爱，若天下之人能兼相爱，就可以消弭纷争，彼此相亲，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兼爱”观念所体现的，同样是一种人道原则，在注重人道原则这一点上，墨家的“兼爱”超越了儒家所倡导宗法关系，它说体现人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普遍的内涵。
“兼爱”是墨家社会伦理思想思想的一核心，提倡“兼以易别”，是墨家思想的精髓所在。是墨家为改变“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现实,并在理论上抨击儒家的“仁爱”(墨家称之为“别爱”)而提出的主张，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它体现了墨家的博爱胸怀。
杜甫的很多诗歌中都明显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有别于儒家“仁爱”思想——“兼爱”，为天下的苍生传达出了深切的同情和爱戴之情。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正响应了墨家思想中抨击的“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社会现实。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的观念明显是对立的。
无论是对下层百姓、普通军士、还是鳏寡孤独之人，对这些弱势群体，杜甫都体现了一种仁厚的关切“兼爱”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还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为之痛哭。在蜀中，他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诗，对流离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剥得无以为生的百姓发出深切同情与感叹。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诗人虽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对战乱中无儿无食的寡妇、负薪背盐白发不嫁的夔州女、峡江操舟卖命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的贫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泪，处处为他们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兼爱”思想的影响之下，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生活。
同时，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杜甫一向主张平等相待。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在贫困中饿死，但比起“失业徒”和“戍远卒”的平民百姓来，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士族特权，对此他表示十分愧怍。在“兼爱”思想的支配下，他与羌村的父老一起饮酒，谈论时局(见《羌村三首》)；有客人来访，他请邻家的农家老翁对饮作陪，“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他有时还到农家与老农喝酒谈心，与处士山人交朋友，从来没有官人的架子。
 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是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坎坷生活经历使他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加之深刻的传统文化素质，使他深深懂得“邦以民为本”的道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怜悯和同情也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