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杜甫仁义思想中墨家理论的探究-文学论文发表

从杜甫仁义思想中的墨家理论探究——非攻
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曾沦为胡虏，颠沛流离于各地，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优秀之作，是杜甫诗歌灵魂的主体。诗人路过石壕村，见证了征兵给人民带来走赴边疆、家破人亡的惨痛；新婚夫妇成婚一日之后竟成为永别的悲惨，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士兵们战场上九死一生的遭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对返京的思念。因此，他本人是极度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不义战争，这就与墨家思想中的“非攻”不谋而合。
非攻”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和谐精神深刻而突出的体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强欺弱、大攻小的不义征战不息,是背离“天志”而恶万民的。墨子坚决反对这种不义之战,认为战争本身是残酷的,造成人民死亡、田园荒芜、财物耗尽、社会大乱,是与其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因此,他提出“非攻”主张,以“非攻”来反对和制止各种掠夺性的战争。
“非攻”大概是“兼爱”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张。“非攻”直接源于“兼爱”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劝说各国君王止战息争，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的困苦中。
天宝十五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奉先县探家。在新安道上，他和父老乡亲一起逃难，一起流泪，空前的浩劫，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忆在潼关诗兴多”，形成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一期的代表作。
杜甫生活一个由繁盛转向衰弱的，并且战乱不断的社会,他的诗作中也多有对战争的反映和认识,总体上表现出了非战的思想。唐玄宗后期日渐好大喜功,屡屡边事用兵。杜甫对这种战争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质问统治者:“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六)他斥责统治者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百万攻一城 ,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 统治者用百万士卒的生命去换取土地与功勋,只献捷报不云败绩,视士卒之命如草芥,真是“率土地而食人”,残暴至极!［3］
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正是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的惨痛经历，使杜甫对战争有种别样的感受，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惨烈痛苦。他反对战争。造就了杜甫诗歌中对战争的厌倦和反感，对人民遭受战争的深刻同情。让其诗歌中体现出了浓烈的“非攻”思想，这就很好的契合了墨子的思想。他的“非攻”思想不仅表现在对战争的厌弃，对人民遭受战乱蹂躏的同情，杜甫的厌战和谐思想还体现在对各民族平等，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1.提倡平等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响的。在他的诗中，杜甫对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丽人)、王思礼(高丽人)等为大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甚高的评价，并不因其为异族而掩德不彰。他与贺兰杨、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有诗歌的交往。对唐军中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他主张应与汉族战士刑赏一致，平等对待：“明其号令，一其刑罚，申其哀恤，致其欢欣，宜先自羌子弟始。”(杜甫《东西两川说》)
2.主张建立和睦相处的国家间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荀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非攻”直接源于“兼爱”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劝说各国君王止战息争，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中。杜甫对下层贫民的同情，体现出其“兼爱”思想，同时继承下了“非攻”的思想理念。
无论是“仁”或“义”，都是从建立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是社会各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一种妥协。问题是，战国期间的诸侯们并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恶”者，于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的战争，他们是用战争的方式来建立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而墨子是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参与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的，这就跟杜甫的同情底层贫苦人民，反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的战争一拍即合。